谈谈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谈谈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贫富差距是指因社会财富分配不均，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若贫富

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还是有利于营造良性地竟争氛围，对社会进步是有益

的。如失控超过警戒线，造成贫富悬殊的两级分化并长时间得不到改善，那

么，则有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形成颠覆性地破坏力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地发

展，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

水平整体有了较大提高，到上个世纪末从总体上均衡来计算已达小康水平。

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贫

富差距过于拉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自古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财富的逐渐积累、过度集中和均贫富再分配的反复循环，犹如加力的一根

时空旋转轴心。驱动着上千年的历史车轮搭乘着王朝更迭沿此轴心旋转，它

是中国历史环绕兴亡周期律转圈的主要推手。当前，我国也出现了贫富差距

高企的严峻形势，2008年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明显高于国际警戒线0.4

的水平，并且持续在高位运转。要想跳出过去历代王朝周期率的“漩涡”，

必须十分认真面对这个问题。

下面来分析我国的贫富差距状况及其主要成因：

一、当前贫富差距呈现代际固化迹象

我国的贫富差距除了延续过去中国特有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行业差别之

外，当前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贫富差距形势严峻；二是财富的社会

结构发生新变化，前几年还是穷人太穷，而现在是富人太富；三是贫富差距

开始呈现代际固化的迹象。

1、贫富差距形势严峻

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基尼系数早已突破国际警戒线，并且持续维持

在高位。1981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仅为0.29，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

0.4；但是2000年以来，该指标已迅速突破国际警戒线，并长期维持在0.47

以上，远远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005年OECD国家收入基

尼系数的均值为0.31）。一些机构的调查数据呈现出更加严峻的结果：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的调查结果

显示，2009年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5；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

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更是测出，201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基尼系数已达到0.61

。

如果将“隐性收入”（主要是“灰色收入”）考虑在内，中国家庭的实际收

入差距是远大于上面统计数据的，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根据经济学

者王小鲁的研究报告得出：2008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隐性收入

”占城镇居民“隐性收入”总量的比重高达63%。如果将“隐性收入”考虑

在内，那么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实际人均收

入差距是26倍，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9倍；城镇居民家庭最高收入组与

农村居民家庭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也远高于官方数据所给出的

23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于2013发布的城乡居民家庭情况调查报告也

表明，2011年居民灰色收入为6.2万亿元，约占GDP的12%；城镇10%最高收入

家庭的收入是城镇10%最低收入家庭的21倍。而相比之下，美国2010年10%最

高收入家庭收入只是10%最低收入家庭的3.04倍。与收入差距类似，我国居

民的财产分布状况同样逐渐恶化。

另据北大中国社科调查中心发布报告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

高，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有大量不断

拉大距离的贫困人口的存在与增加，其经济动力后劲不足，起伏动荡势出必

然，最终会波及到每个人的起居安危。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

财富畸形集中，必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聚增，中国五千年王朝的兴衰史很

好地映衬了这一普世规律。

2、过去的穷人太穷到现在富人太富、穷人照样还穷

十年前中国贫富差距核心的问题主要是穷人太穷。林毅夫曾认为中国的贫富

差距的关键点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然而，当前中国贫富差距

核心问题则变成了富人太富。2013胡润全球富豪排行榜显示，以10亿美元作

为上榜门槛，中国大陆上榜富豪数量多达262人，占全部榜单人数（1453人

）的比重高达18%。不仅如此，胡润研究院指出，中国未上榜的“隐形富豪

”还多达750人左右。因此，中国实际富豪数量可能已经达到1012人，而全

世界富豪总人数仅为3953人，中国富豪占比可能高达25.6%。

富豪持有了国家很大比重的财富。2008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数据显示，上

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为30亿元，他们持有的财富占当年GDP的比重为

9.9%。而2013上榜前1000名富豪的平均财富猛增至64亿，是2008年两倍还多

；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全国GDP的比重也提高到了12.3%，而他们占全国人口

的比重仅为千万分之七。

3、贫富差距出现了阶层固化和代际固化现象

追溯我国近两千年的科举制度，虽然有导致知识僵化和遏制科技进步等缺陷

，但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增强社会流动性，使其“流水不腐”。起到

了贫富差距不至于出现过度的代际差异。即使单个家庭很贫穷，也可以就读

于家族的免费学堂。通过科举考试，还会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就是所谓的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恢复高考制度后，也改变了过去以家

庭出身为背景来推荐上大学的不合理制度，重启了社会流动性，因而深得人

心。

但在当前教育制度不完备、社会制度不完善和遗产税制缺失等多重因素的作

用下，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代际固化现象。贫富差距的代际固化

是指上一代人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人，即富人的后代是富人，穷人的

后代依旧是穷人。

麦可思教育数据公司对中国2009届50万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显示

，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该研究显示：

例如，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员工子女较多的就读于高职高专院校，而

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的就读于“211”院校。并且，在“211”院校中，农民

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

又如，出身底层家庭的子女找工作十分艰辛。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

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中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未

就业的毕业生只有15%。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生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

，以2008和2009届毕业生为例，毕业半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

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

再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

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

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他们在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

，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

中比例的2/3（46.2%/72.9%）。

二、贫富悬殊的主要成因

我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多重成因，但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发展模式方面

的原因；二是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三是腐败的成因；

1、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于经济改革来推动的。所谓

经济改革发展模式的实质就是放权，把人们的物质意识激活，或者是按哲学

家所说的把“人性恶”的方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逐自己的利益，这是对

人的本能一种释放。在所有制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引

入了多种所有制竟争的态势。根据当时情况辩证地看，这还是符合国情的。

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认为：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

主义。《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

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就是说

资本主义“私有制”顺应了人的“逐利性”本能，能够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

达。而我国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资本主义缺位。因而，社会生产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这样不拘一

格地把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做法，即把“蛋糕”先做起来。这实质上是在补上

资本主义生产力要素缺位的这一课，其策略应该是对的。然而，这单一发展

模式在带来经济腾飞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和弊端。其中拉大贫富

差距和滋生腐败土壤是其最大的负作用，这也是因发展模式造成了贫富悬殊

的根本原因所在。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十

分惊人。经济总量方面，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

14.9%，不足法国、德国的1/3和英国、意大利的一半。人均GDP方面，1980

－1989年中国人均GDP仅只相当于美国的1.5%、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3%和

世界平均水平的8.7%。由于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十分低下是改革开放初期

的基本实情，因而“发展是硬道理”成了当时的主旋律。

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

包括地区非均衡发展战略（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提供优惠、鼓励措施）

和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制度、城市偏向型的财政、金

融、教育、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政策）。例如，1978－2005年，城镇居民人

均财政支出（1795.2元）是农村居民（85.6元）的21倍。又如，城镇固定资

产投资占全国总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81年的74%提高到了2011年的

97%，而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只有51.3%，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更是

只有35%。非均衡发展战略使经济活动呈现地域分布上的高度不均，城乡之

间和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机会因此而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户籍制度

等体制障碍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果使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

断扩大。

2、改革机制不到位的原因

按发展规律来说，经济改革时应该同步启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这样才能

使整个社会变革有序地运行。但因多方面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改革起步时我

国经济实力太弱，我们太注重经济改革了，而配套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没

跟上，也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大重要原因。大家都知道：经济改革是做

“蛋糕”；社会改革是分“蛋糕”；政治改革则是重组分“蛋糕”的权力；

只有三者齐备，才能构成一付完整地改革链条。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如何分“蛋糕”上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做法。它

体现在社会财富的一、二、三次分配上：一次分配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

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供给者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相应报酬。二次分配是指在一次

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

节。三次分配是指富人通过慈善事业对穷人的特定财富转移，这有助于解决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总的来说，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

公平，三次分配则是注重社会责任。

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收入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等三个视角

足以解释收入差距的产生原因和应对措施。但是，我国的收入差距问题还存

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机制：体现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上。我国的劳动力和土

地等要素投入在初次分配之前就已经被强行分割开来，一部分人和土地获得

高报酬，而另外一部分人和土地则得到比前者低得多的回报。我们也可以把

这样的机制称为“零次分配”，以区别于收入的初次分配，这样在起步的一

次分配上就显得很不公平。其中失地农民和因改制下岗的工人就是典型的城

乡两类代表人物，其原因虽有政策不完备的地方，但更重要是腐败造成的。

大量的失地农民是因为“村主任”侵吞他们的土地补偿款而沦为赤贫的，下

岗的改制职工则是“厂长”、“经理”强占了改制企业的资产才使他们一贫

如洗的。

由于注重效率，西方发达国家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是比较高的（如德国为

0.50，美国为0.49），但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二次分配政策有效地降低

了最终的基尼系数（如德国降低至0.29，美国降低至0.38）。相比之下，中

国最终的基尼系数在二次分配之后仍然居高不下。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能

笼统地责怪政府不作为，或者简单得出“二次分配无用”、“还是初次分配

是关键”的结论。问题的要点在于，单一过分强调增长发展模式是导致初次

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由此推导得出，在这一发展模式驱使下，政府建立在

此平台上的二次分配就很难有所作为了。

其次，慈善事业是救助贫困群体的有效机制，被称之为第三次分配机制。比

如，美国70%以上的公众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85%的捐款来自普通公众，平

均每年每个家庭捐赠900美元。而我国慈善发展水平较低，与美国等发达国

家相比，差距很大。2005－2012年，中国慈善捐款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03%

、0.05%、0.08%、0.34%、0.10%、0.26%、0.18%和0.16%；而2010－2012年

美国慈善捐款占GDP比例均在2.1%左右。“中国GDP约为美国1/2，但美国慈

善捐赠总量却是中国的近24倍”，美国人均捐赠更是中国人均捐赠的上百倍

。特别是中国的富豪们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美国富豪相比，更有天地般

的差距。

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导致了对贫富差距产生的“逆向调节”作用

。在国民收入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本应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社保制度不

完善，大量真正需要保障的群体并没有参与到社会保障体系来，导致二次分

配出现了“逆向调节”现象。由于社会保障强制性不足，截止于2013年底，

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62%和60%；农民工的参保水

平则更低，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仅为20%和31%。同时，社会保障体系“嫌

贫爱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的养老金双轨制，更加大了二次分配“

逆向调节”的力度。比如，中央企业占据90%以上的企业年金市场，通过补

充保险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虽然从2005年开始，中央连续多年给企业离

退休人员增加养老金，在双轨制没有废除的情况下，仅凭“车水杯薪”，是

无法有效地缓解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社保水平之间差距的。

更重要的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最大的问题在于大多数富豪不是来源于技术

创新。政府在土地、资金、自然资源等的垄断地位，拥有决定权力的人与想

获得资源的人在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事实上形成了权力与资本结合的交易模

式，这是富豪产生的一大重要原因，而且极大的拉大贫富差距：

例如，长期以来，中国富豪所在的行业主要以房地产业为主。2013年的胡润

全球富豪榜显示，约有263名内地富豪上榜，其中75名富豪以房地产为主业

。在过去14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中，房地产业一直名列榜首，只有2012年被

制造业超越。胡润预测，房地产业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富豪的主要来源。

而相比之下，美国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投资、通讯媒体科技和零售，德国

富豪最多的三个行业是通讯媒体科技、零售和食品饮料，瑞士富豪最多的三

个行业是制造业、矿产和零售，法国富豪最多的两个行业是奢侈品和食品饮

料。美国的富豪财富积累大多是基于创新领域，比如，盖茨与微软公司、乔

布斯与苹果公司等等。

“无创新的巨额财富积累”虽不是当代中国特例，古已有之。比如，百年前

的晋商以茶业和金融业为主、浙商以盐业为主，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但是，

巨额财富积累并不是靠创新，而是靠政府的特许经营和获得垄断地位。曾有

历史学者指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

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众多的“红顶商人”也就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