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将军与黄埔军校 方定韬

方鼎英将军与黄埔军校
方定韬

方鼎英(1888.4.7-1976.6.3)，字伯雄，号同春。湖南省新化县人。曾两度留学日本共一十一年。十六岁时即考取公费选送日本留学，先事学习日语、实业一年，其间与著名民主革命家，时任《民报》编辑的新化同乡陈天华一起居住，得其赏识，并经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后立志学习军事，革命救国，又改学陆军。先入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唐继尧、宋教仁等同系同盟会“求知社”成员，主张回国后先发动兵变，开展革命活动。学成回国后曾任保定军官学校炮兵教官。并于是年秋约同士官同学30余人，南下武汉参加辛亥武昌起义，蔡锷“护国反袁”活动等。后又第二次留日深造，先后入陆军炮工学校、野战炮射击学校、东京陆军帝国大学，学习普通军事、野战炮课及专修高等军事、造兵等，具有前后两次学习军事共计十年的罕有学历。二次学成回国后，即随湘军致力国民革命，曾奉令率军自湘入粤，艰苦奋战，驰解陈炯明兵犯广州之围，得到孙中山先生当面嘉奖，继之又参加东征和北伐，屡建战功。1923年时即任湘军第一军代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等。军功显赫，谭延闿曾誉之为：“韬略卓著，一时有名将之目。”
方氏的超常、丰富的军事学历、学识和领军实战经验，曾被当时军界誉为中国军事学历学识第一人，并被蒋百里（与蔡锷、张孝淮为中国三大军事家）赞誉为三个半军事家之半个。是故，其理所当然地得以成为担当军事教育重任的最佳人选。
黄埔军校创建之初，孙中山就曾考虑请方氏去黄埔帮办教务，并派廖仲恺先生到谭延闿处接洽，因方在湘军军务缠身，遂被谭径行拒绝。后来，蒋介石又多次至谭处盛意邀请，方才于1925年11月应允入校，始任入伍生部中将部长。

组建和主持入伍生部
军校第一期学生645人，仅步兵一科，于1924年5月开学，学期为半年；第二期449人，共设五科；第三期为1200人，分二科，学期将近一年。此三期中，学员曾参加过镇压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之乱等繁重军务活动。此时军校虽已处于革命气氛浓烈、军功战绩裴然的辉煌时期，但军事教育，仍属于战争动乱环境下，实践军务多于课堂教学，处于偏重速成的不正规的起步发展阶段，其教授与学习的内容亦系较为简化与零乱的。
方氏履职时，正值第四期入伍生招收入伍。方氏着手于沙河燕塘组建入伍生部。分秘书、总务、军事、政治、外语诸科，方既争取扩大第四期入伍生招编范围，增加招生名额，又对入伍生的编制与训练提出改革，确定对入伍生“规定入伍期间六个月之步科士兵干部训练”，提高入伍资格，以中学毕业以上程度为标准。同时，制定入伍生军事教育要则，明确其教育目的：为“在授以入伍生应受之军事训练，为升入本校之预备”。并编定军事教育的学科教授课目二十一种，术科训练课目三十三种，务求学生掌握的水准，应“达到完成军士及勉充排长的教育。”政治党务教育，也应“使之拥护党纲，服从主义……使能忠诚服务，重视职责，恪守军纪党纪，养成革命之精神”。为夯实学生学育基础，更传授以数、理、化、外语等普通学科。规范教育后，方即致全力于学员的实际教育，“经常与有关教职员研究讨论，定出计划，由部队长结合学生具体情况，贯彻实行。”“亦经常去看学生操练，听学生上课，与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熊雄）集合学生，做精神讲话，灌输革命思想，提倡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的精神，其目的在于达到以身作则，树立带兵威信。”“入伍生部的工作，始终朝气勃勃，革命空气浓厚。”
第四期入伍生至1926年3月转为学生，正式入校学习，同时又招收第五期入伍生编成一团、二团。至第六期时，更增设学生军和军士教导队，作为升入伍生和造就军士的预备教育。自此，入伍生部的工作，开创了崭新、规范的局面。

兼代教育长并代校长职务
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为统一全军教育，取消各军军校，归并于黄埔，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同年4月19日，委入伍生部部长方鼎英兼代教育长。至7月27日，蒋介石出师北伐，更委方氏兼任代校长和黄埔要塞司令。蒋临行前发表《留别全体官长学生书》明令：“本校长出征以后，校长职务，已委任方教育长代拆代行。各官长学生务一致服从方教育长之命令，与服从本校长之命令无异。”自此，军校的领导重任，落到了方氏一人肩上。
此时，第四期入伍生已转为学生，计2654人，始设政治、经理科，加上步、炮、工共五科，至同年10月毕业。此期学员既受入伍生时的规范教育与训练，入校后又逢第二次东征和举师北伐，肩负繁重军务，投身社会工农运动和政治宣传实践也极频繁，在校的军、政学习课程又日臻于正规，学生所获特多，毕业前后，更相继被派往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各军担任军政领导骨干。第五期更明确入伍教育六个月和学生教育一年的正规教学，学生3300人，于1926年3月转正入学，亦分五科。后炮科、工科先行组成团、营，与政治科学生都随军北伐，至武汉时即在分校受教毕业，共计毕业生2418人。此两期学生所学军事知识颇丰，以其真才实学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积极作用，在后来的历史风云中，更是佼佼者辈出。
在此期间，方氏致力拓展学校范围，增设学科，扩召入伍入学学员，特设各类军事专业技术培训班和有针对性地设立培训在职军官短训班等，更在军政教学的学制、科程内容、学成程度、教学方法、校规校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大胆的改革，以满足革命战争急需人才之要求。自此，军校学生大幅增加，建设初具规模，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校教育趋向正规，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和军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致使军校进入了发展壮大的全盛时期，更为军校进入世界先进军政院校的行列提供了保证条件。
尊师重教  为军校的振兴发展延揽人才
方氏执掌教务后，深感“要想教出好学生，必须先有好先生”的重要性，认为正规办学，提高教育质量水平，关键在师资人才。而深感军校教授师资不敷需求，乃向当局呈请：“罗致教育人才问题：立于未来革命指导者地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实系国民革命政府的命脉。苟无良好的教官以掌教育，则断难得齐头崭新而且一致的结果，吾为是惧。为罗致优良的教育人才计，政府理应不惜重币，广义的搜求。所定教官阶级，应较他种部队长官为高，方足以资延揽。”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军政教育的人才极为难得，方氏乃提出：“搜罗人才的方法，断不能取狭隘主义。”要求大胆打破“或谓本校为革命军官造就的学府，所用军官，应在革命旗帜下求之”的框框。认为“世无一成不变的君子，亦无一成不变的小人。”“即或因时间空间的关系，一时不克皈依，一经主义的薰陶，未始不可立得逾谁变积的效果”，“因为主义的确有此可能性的。”以此拓宽了谋求师资人才的范围与尺度。他更向蒋介石进言“负管理专责之初级官长，极关重要，必须选择相当之人才。”“望今后用人尺度要放宽些。”蒋介石“采纳此议后，军校的规模逐步扩大，凡我们所希望要的人，差不多都乐意来就。”
自此，军校人才齐聚，“如黄慕松、张华辅、周斌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帝国大学毕业，且任过将级职务多年的，都被以将级待遇罗致来校。”另如陈明仁、陈庚等军校前两期毕业的优秀学生，都曾以营、连长官身份留校供职。教职员中，计有将官一十八员，校官三百六十员，尉官一千七百余员。由于人才日益集中，教学各方面都成绩卓著，声誉亦较前更高，学生学业精进，学校盛况空前。

顺时应势   致力教学改革   规范学校管理
方氏认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实为军事人才之制造场，亦即国民革命军盛衰之所系，故办理当日求改进，以应需求。”他决意改革教学机制，力排众议，将军事教育分设为教授、训练两部，分管学科和术科教育。每期均有教育大纲、细则及计划表等项，按照执行。军事学科教程，确定为选择日本同级最新式教材为主，兼取苏联和欧美先进教学内容。诸如军事学的“四大课程”，更是经方氏亲自译校审订的。方氏后又在编制改革上废除团、营、连编制，分科精简，改编为队和区队。既缩减编制，又提高效率，是我国军政院校一直到现在都仍在沿用的编制方法。
方更将军校的教育程序扩分为学生队（本科）、高级班、入伍生及学生军、军士教导队四种，都严格规定军事、政治、党务三项教学内容范围，并调整和充实具体内容。如学生队的教育，分军事学教授课目共九门；军事训练课目为教练和演习，合共八大类；政治党务的教育与训练课目共十三项。务使学生熟悉原则，正确理解，施之实用而有余；练成指挥小部队之充分智能；了解主义政策，精悉国内外情况，尽忠革命。第四、五期的教学，其内容的深广较之前三期的状况，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改革教学的同时，方即致力于完善和规范学校管理和建制的工作，务使各项工作有规可循，依章办事。他即行成立法规编审委员会，自任主任，精集力量，耗时一年余，整理编纂各有关资料，计为组织、教育、服务、一般规则、附则、各种簿记、表册、格式共六编，其中“大小条例规则表格，综计四百四十余种，为条三千三百五十。”军校所有一切，尽揽其中，可谓繁复而广博。方在《军校法规序》中说：“今也大法告成，粲焉具备，纲举目张，有条不紊。遵守而勿失之，则教育行政诸端，其必厘然有当，事半而功倍矣……本法规之于本校，其如车之有轨，舰海之有南针，大匠之有绳墨规矩，固足以继往开来，昭传而勿失焉已。”黄埔校制校规和教学的规范管理，成为继此之后我国近代军政教育仿效的雏模，在逾半个世纪军事教育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深远巨大的范例和影响作用，成为之后国共两党各类军政院校及至国外许多军事院校建校办学、教育所长期效法沿用的典范。

方鼎英军事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
方氏在军校的教育实践，是以“在使全体学生，于短少时间内，造就革命军官必要之军事政治知识……养成牺牲奋斗精神，俾成为革命军队之干部人才”为目标的，他的军事教育思想，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展开。
（一）忠实执行中山先生办校宗旨及主张统一军事教育
在军政教育问题上，他坚守中山先生“创办本校，实欲造成真心实肠之革命主干，以负担革命之使命”的办校宗旨，认为“革命，是黄埔学生在历史上唯一的使命。”把黄埔视同“为本党革命的策源地，武装党员的制造场。”并以此作为思想指导，来管理教学、造就学生。同时，他更建议“改编各军军校，总设一完全军事学校，”今后“凡革命军所需要的将校人材，皆出自同一系统之下，对于主义军学，均有齐头崭新而且一致的作用。”即此，既统一了军事教育，又统一了学生的政治信仰和主义精神，对以后进行北伐，消除军队派系，铲除军阀地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提供了思想和人事组织基础。方氏的此类主见，也是对军校教育，以及对之后中国革命历史的一大贡献。
（二）在办学原则上，主张速成与深造兼顾
他根据国内外军事教育状况，考虑革命战争的急切需要，认为“革命军的需要。既已迫不及待，只能于不可能中求可能，于无办法中求办法。”但更应“保证学生能学习掌握应有的知识本能，”只能是用“最经济的‘心思’、‘财力’、‘时间’，依靠‘完美’、‘严密’、‘坚强’的组织，运行如意，操纵得宜，去干一番非常的事业。”乃极力“主张速成与深造兼顾”的教学原则。这一主张的实施，实际上是对单一速成观点的反对，促进了由速成向深造的适度转变。学生学习期限得以延长，学制内容更趋深广，对于确保学员学识水平和学习质量的提高，起到显著作用。在方氏此一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军校之后的教学，得以走上高标准的正常化轨道。
（三）坚持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方针
方认为“本校名曰军事政治学校，乃所以表示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意义，本校之所以异于别的军事学校者在此，本校之精神的特点也即在此。”提出“军事教育，固须处处不忘政治教育。而政治教育，尤须处处顾虑军事教育。本校方能名副其实。”他更言寓深意地阐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想要养成真正的革命军人，军事和政治二者，恰如辅车相助唇齿相依，政治之于革命军人，如海轮之有指南针，军事之于革命军人，如海轮之有推进器，实是相须为用而不可分离的。故做政治工作的人对于军事工作的人，固当有重视之心；做军事工作的人对于政治工作的人，也不当有轻视之意。”他极力提倡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必须以提高其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教育为主旨，坚持执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信奉三民主义，矢志北伐，打倒军阀，驱除列强，以完成国民革命。军校政治教育的形式，虽以苏俄军校为模式，内容则更重本身实践。而政治教育对比军事教育，虽为对等，有时尤更过之。
（四）提倡启发式与锻炼式并行，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
他反对旧式军校的灌输式教育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教学方法，认为“启发式的教育，固感必要；而锻炼式的教育，尤为切要。”主张教学时，“务使学、术二科，打成一片。”提倡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观点。他更提出“学理上的研究，原为实地演习一种准备，学科即为促进术科而设，学所以求其知，术所以求其行。知而不行，不得谓学；行而不知，不得谓术。学与术，二而一，一而二，不可偏废”的精辟见解。正确的教学观点和方法对提高学生的学习程度，起到良好作用。

高瞻远瞩，重视引进和研究先进军事科学技术
他认为：“从前的战争是人力的较争，现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科学的比赛。谁能够利用科学，谁就能以一敌百，以一当千。不能利用科学的，虽有人力无所施，虽有精神也无所用。”在方氏主持校务后，校部增设了编译处，专事国外高新军事科技的编译与选荐。又设立兵器研究处，方氏自兼处长，进行对先进兵器及其相关工作的研究和制造。曾经组织专业人员对炮射技术装备的远程射击进行研发，以增远其射程和命中率、杀伤力与威慑力，是类似于现代导弹的一种设想。他认为“可以物质的发明促进主义之实现”，而“新兵器的出现，必定唤起战术上或军队组织上的革命。”他还认为：“现在科学的发明日新月异，今天的幻想，明天就许成为事实。无线电信的发明，不仅等于时间空间的缩短，而且它能实现别种方法所绝对或难能实现之功用。”他更精辟地阐述政治与科学的关系，断言：“若不把障碍人类幸福的制度取消，科学的发明，势必至被一部分最少数人类利用为戕贼其余人类的工具；社会恶制度被消灭以后，科学才能由戕贼人类的毒具变为征服自然的武器。”
他还提出“佣兵制度……是军阀私家军队的陋制，”唯有“征兵制度，法良意美。”主张先进兵制，立予推行。
同时，他又以《广东兵工建设意见书》呈于政府，备言将广东做为兵实中心建设，来推动工业中心建设发展的观点。并阐述兵工建设的理由、计划、期限、类别、经费、程序、扩充等，洋洋万言，尽详于内。更断言：“倘蒙采纳，则十年之后，必可跻广东如美之纽约，英之伦敦。其于完成革命，抗衡列强，以造成三民主义之簇新世界，皆可于此基之也。”
凡上所述，都是有益提高教学层次、加速军实建设，推进北伐和富国强兵的观点、建议和举措。

重视对学生的传统品德和革命精神教育
方氏重视以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勇武忠义精神育人，期望能以革命精神促进学生的学业和军事成就。他在《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概述》一文中，更坦诚教导学生应能“于‘亲爱精诚’校训之下，相亲相爱，精益求精，诚心诚意，以谋团结。先以大无畏的精神，持之以百折不挠之志气。为民众谋解放，而一己之功名富贵，皆可牺牲；为本党谋团结，而一己之自由幸福，都可放弃。故能不怕死，不畏难；以一敌百，一百敌万，差不负革命军人之精神。……进而与革命先进国——苏俄友邦携手，共谋世界革命之早日成功，解放一切被压迫民族，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使本校在革命史上占有最荣誉之一页。”他要求学生既要拥有高深的军事常识，又应具备革命的精神品格。要求学生“应该格外努力学问及人格的修养，”做到“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以备革命。”其在《五期同学毕业赴宁演说词》中，以疾病之身，仍深情寄语，要求学生需（一）戒骄盈，（二）戒疏忽，（三）要坚忍，（四）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五）要至诚无伪，（六）要实事求是，（七）要大公无私，（八）要有远识，（九）不食而不化，（十）当知学无止境。全篇七千余字，均属用心良苦，寓意深远，将十大方面阐释详尽的至理名言。他后在离开军校 前的《留别黄埔同学书》中，更谆谆告诫学生要勇毅、要耐苦、要践实、要务静、要谦恕……这些都记录在他的各类训词、演说和撰文著述之中，都是教导学生立身行事，献身成仁的读听不厌的经典之说。其对学生期望之高，爱护之切，可谓心诚意笃，胜似严父慈母。
方氏常以“宁拙毋巧，正心诚意”为自己的立身根本。他曾给军校和《黄埔日刊》题词，为“正心诚意”、“毋忘艰苦”、“革命洪钟”。既是对其自身的写照，也是对全体师生的激励。
学校还常邀请何香凝、刘少奇、毛泽东、鲁迅、周恩来等革命领袖和社会名人来校演讲，经常组织开展对“二·七惨案”、“三·八”、“五·一”、“五·四”、“六·二三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等纪念日和对孙中山、列宁、廖仲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革命领袖和先烈的纪念活动，及每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活动。平时黄埔岛上更是革命标语、横幅遍布。校刊上也每周刊发政治行动口号八条左右。这些都是学校为创造革命气氛，提高学生政治觉悟，深化革命教育而施行的举措。

立身黄埔，心系北伐，甘为北伐的幕后英雄
北伐事业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方遵循中山先生遗教，矢志北伐。为克期北伐事，曾书呈军事委员会，慷慨陈辞，，吁请“速整师旅，克期出发”。并表达了“鼎英不敏，愿效前驱”的雄情壮志。其所呈递的《条陈军事委员会为克期北伐以重时机事》，短约三千字，内涵深邃，谋略高明，备言当时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出师利弊、时机及作战计划、分路进军等，其建议与当时苏俄总顾问加伦将军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在当时国民党军委高层为出师争论不休，决心难下的情况下，支持了主战派蒋介石等人的意见，既促进了北伐战争的尽速进行，也为进军的顺利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是一篇理应载入史册、能供传世的政治军事经典力作。誓师北伐时，方氏又要求回第二军参加北伐，蒋介石紧留不许，谓“黄埔军校乃本党命脉所在。今大军北伐，本党的命脉完全交给你了，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还怕没兵带吗？”蒋在出师北伐前，又曾做《<蒋>校长留别全体官长学生书》，其中特别提出：“本校长出征以后，校长职务已委任方教育长代拆代行。各官长学生务一致服从方教育长之命令，与服从本校长之命令无异。”方见蒋真情恳切至此，只好勉为其难。但后虽身在黄埔，却常心系北伐。他坚定认识北伐乃先总理遗愿所系。不进行北伐，不取得北伐胜利，就无可言为完成国民革命。他更提出“不北伐，就是不革命”的准则，以为是非标准。自己更全心致力，以臻成功。
他极关心北伐前线，对战况进展，了如指掌。常在会议场合报告北伐形势，作为对师生军事、政治形势的辅助教育，激励学生发奋学习，造就人才。更经常电呈前线，向蒋介石建议与沟通，不仅不断为前线输送军政人才与军事装备力量，更为北伐战争出谋献策。如其1926年8月28日的《呈总司令乘胜前进电》、9月27日的《呈总司令请速图赣并报告四期演习电》，及《呈总司令请接洽叶开鑫所部电》，《呈总司令在后方安置赋闲同学电》，《呈总司令对湘鄂赣各方军事意见书》等，就是对北伐战事极具建设性意义的决策进言。诸如武汉、长沙分校的开办，就是蒋在采纳方氏的《呈总司令请座镇武汉并在武汉设分校及略陈校事电》中，“现在我方局面进展，粤东偏处一隅，招致人才不易，似宜于武昌或长沙即开分校，一面为扩充之准备，一面为延揽人才之方法，关系颇为重要”的电文建议后进行的。蒋介石更常电告方氏，要求输送军政人才和装备，以敷北伐使用，如《中正巧》电：“将才难得，渴望莫名，请在教官中择其带兵打仗有经验而兼有血性勇猛，可任营长、团长之选者十人以上，前来候用&hellip;&hellip;”另如《令保举旅团长及无线电话人才电》、《令方教育长留意人才电》等，其中并具体要求“务请兄多留心于人才，在教官中，平时须试验其能力、胆识、志气、经验、魄力、品行、学问数者&hellip;&hellip;亲验二、三次&hellip;&hellip;以备大用&hellip;&hellip;或带兵，或参谋，或庶务，公开考察，分别保举&hellip;&hellip;专门技术人才，亦须多聘用，第一交通（如无线电及电信队），第二炮工兵，第三航空，第四兵器，多多益善&hellip;&hellip;”方氏均一一遵办落实。。北伐中期，适逢四期毕业，五期升学，在方氏的全力组织下，军校为前线输送急需的军事骨干人才和支援电信装备与枪械等，贡献巨大。方氏为北伐战争得以顺利进展和致胜成功起到重要关键作用，是北伐战争后方战线上的幕后英雄。（2004年《新华网》载文评语。）
呕心沥血  致力于统一规范军校的教育发展和建设
方氏入主校务，深感责任重大，如执沸汤。每日早起晚睡，查看学生早操和检查寝室。日常除视察学生上课、出操外，并要参加各种工作、活动专题会议十数个。同时还要听取汇报，处理校务，另如阅批公文、撰写文稿、演讲、训词等，都是捱至深夜才办。仅他所撰、所讲的资料、文稿，即有由军校辑印的《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计编为论说类、演说训词类、纪念周报告类、缄电杂件类等四类，共一百五十八篇， 546面，约三十五万字。其间文句流畅，论述精辟，可谓卓见真知、高瞻远瞩，其政治性、思想性、文学性均登上乘，也极为真实地记录了此一时期方氏在军校的思想言行，及军校所发生的各类历史事件与校务活动的实况，堪为难得的传世之作。他废寝忘餐，全心校务，原本久经征战行旅、操劳过度的染病之身，此时更感力竭精疲，但仍鞠躬尽瘁，忘我工作。
方氏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如第五期入伍生第一期教育期满，组织考试后，方氏亲临主持并进行校阅和讲评训练的进度和各项成绩，并综合结果，当众讲评其优劣。有关教授、学习、阅兵、列队等项，事无巨细，长短优劣，他都历历在目，如数家珍，深得师生的信服和敬爱。
1926年10月，第四期毕业前举行野营演习，方氏亲自参加，整整三昼夜没有休息。接着又举行毕业典礼，观礼宾客达数万人，会场紊乱，方氏自行“高声调度，声嘶力竭，始布成队式。举行典礼。继又大声讲话一个多小时，礼毕当天，便大咯鲜血不止，”遂至失声近半年，声哑两三年。但致力校务，仍未敢间断。间常除重大问题，非讲二句以透达心意外，一般都用笔写答复。很多会议的发言、致词、演讲等，也是笔之于书后，出席会议场所时，自己站立中央，而请旁人代读的。此一情景，成为其时全体师生敬仰佩服的奇观，一直到之后的多年里，仍被军校师生员工做为一段传奇式的佳话长久传颂。
方氏执职之初，“校舍房屋不足，除校本部几栋房能供一部分住宿及做课堂与自习室外，大部分宿舍是按各科分编成队，散驻蝴蝶岗等地。学生宿舍，仍搭草棚，作竹架层铺&hellip;&hellip;”生活环境之艰苦，教学条件之差劣，可以想见。物穷则变，方氏乃立创变之雄心，致力校政建设，于一年左右，即有较大改观。
方氏在《报告总座本校一年来的概况》中，呈述军校“四建筑：俱乐部、久已建筑完成，高敞宏丽，称冠全国&hellip;&hellip;礼堂内开会时，可容六千人。平岗烈士墓于去年十一月完全竣工，规模极巨。现又筹建校园三所&hellip;&hellip;中正公园、仲恺公园、中山公园&hellip;&hellip;又平岗及大坡地建筑瓦房棚厂，统计全校可容三千六百人&hellip;&hellip;建游泳池二所&hellip;&hellip;沿海建筑长堤&hellip;&hellip;此次植树节&hellip;&hellip;植树，共计一万株。凡此诸端，或已告竣、或正进行；将来大功告成，则黄埔的精神与物质，必愈为光辉灿烂。”凡此种种，都是方氏依据当时的能力和需要，艰难成事，争时而就。由此也真正体现了黄埔军校凡事敢为人先，革命精神与物质建设俩相促进，无愧全国楷模的风范。
与此同时，军校的规模更趋发展，由士兵教育起，至预备军官教育，初级军官教育，及军事专科和高级参谋教育，无不完善。“据1926年3月中，方氏应俄顾问加罗觉夫之请而作的《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概述》一文中的“结论”部分所述：“本校自成立以来，战胜种种的恶劣环境，以五百人扩充到数万人，前仅步兵一科，现步、骑、炮、工、辎、经理、政治、无线电、航空等高级军事专科无不设立。前仅五百学生，现已达到二万余人。经济一项由三万元加至五十多万元，已加至十多倍以上。人数则扩充到四十倍以上。”“其担负工作之部队，由本校教导团一团起，遍及三十余军之革命军，及十余军之西北军；凡中国之二十二行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在此最短时间而能得此伟大之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之惊叹！”真是壮哉黄埔，举世瞩目！

方与校内派系斗争和“清党”事件
军校内原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其派系之争反应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力量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1926年10月经蒋介石解散两会，又成立“黄埔同学会”，置于蒋的直接控制之后，但两派斗争仍在继续。
方氏在接受代校长职务时，就曾向蒋提出：“唯此派系之争，敬告不敏。”表示了其对军校政治派系斗争的不屑参与和不欲介入的意愿。他在军校清党后的《上校长辞职电》中更坦言其本心顾虑：“唯对于党务，支分派别，应付惟艰，尤非头脑简单如职者所能胜任愉快，故于任职之始，即将此意陈明；”“盖职平时对于在校人员，但以工作是否努力，意志是否坚定，党义是否遵信，行为是否正当，以为监察督责之准绳。只求在我国民党范围内工作，无背先总理之遗训、我校长之意者，即觉可云称职。初未闻其派别之左右，而自生纷扰之情也。”“然辄以为凡属同志未曾逾越范围者，既不宜自相猜忌，用启裂痕，尤宜公正持平，以谋精神意志之团结统一。”由此也表露了其为纯军事家，而非政治家的不足的一面。他在《上谭（延闿）主席请代达下情电》中，亦曾表白：“职对于党派，素无偏倚，但求努力工作，恪守党义，无论左右，均无歧视。故在左者，每责其袒右，在右者，又责其袒左。职恒主张：凡属同志即应兼容并包，不宜自启猜忌，交相责难，恒情宜然，亦之顾也。”由此可见，方氏作为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的追随者，对于其时已经萌发的国共两党之争，以及国民党内左右之间的派系斗争，是既持反对态度，而又坚守不偏不倚、公正持平立场的。这也正是方氏后来在军校清党事件之初能够敢于挺身而出，勇于担当，采取和平清党举措的根源。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middot;一二”政变后，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军校副校长李济深主持，决定在“四&middot;一五”进行广州“清党”。李与中央党部后方留守负责人朱家骅、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等，于四月十四日下午专邀方氏至留守总部，即以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并指令军校“清党”。方氏当即反问：“据电令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并言：“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由我负责&hellip;&hellip;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舰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笔款项，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三个月薪水作为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到五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唯有熊雄主任&hellip;&hellip;他是对军校有功绩的。我拟请他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氏沉思再三，方氏更表示：“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氏才勉强答应。(详见方氏《黄埔军校“清党”回忆》；另李沛金所撰《我的父亲李济深》书中亦述及类似内容。)
方于当晚即先后至入伍生部和校本部召集各负责人面商：“并决定在当晚点名后潜将枪支的弹药、扣子、刺刀等收藏起来，严防火炮台。并一律定明晨起床点名时宣布清党命令；三日之内，或自动报名承认，或请假支薪离校，听各人自愿，其余照常上课出操，绝不许有任何粗鲁行动。”
当晚深夜，即请熊雄晤谈，“告知清党实情，并劝其出国&hellip;&hellip;”经方一再劝告，熊始同意出走，并接受两千五百港元。翌日清晨，熊乘坐方所派校长专用小汽艇离开黄埔，但途中还是不幸被捕，后来在广州被杀害。（详见方氏《黄埔军校“清党”回忆》、《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中之《几句老实话并答覆乔君》；另外李逸民的《回忆录》中，亦记叙了军校“清党”的相关类似内容。）
军校本部的“清党”，按照方的意见，推延至四月十八日才在俱乐部正式实行，比较广州的清党晚了三天。由于方氏怀同情共产党人之心，秉爱护革命青年之意，而采取“不清自清”的办法，给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提供了闻风而走的时间、机会和条件，在此三天内，“请假支薪，自由离校”的共产党师生为数不少。如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以及知名的政治部共产党人欧阳继修（阳瀚笙）、李逸民等即是在此三日内自由离校的；又经查1982年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史料》中录载的1927年5月9日《革命生活》上刊登的报导，篇名为《黄埔军政校特别党部全体执委被迫来鄂》，其中即有“现该支部执委甘竹溪、邹令海、陈葆华、李永光、周仲英、尹沛霖等，还偕同该党部秘书李元杰及党员百余人分水陆两路先后脱险来鄂”的内容；另外《黄埔军校史料》关于军校清党部分记录有“入伍生第一团潜逃者98名、第二团潜逃者148名。”的报告。说明在蒋介石的上海“四&middot;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济深的“四&middot;一五”广州“清党”后，而黄埔军校校本部则在“四&middot;一八”才进行“清党”时，已经有许多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已藉机而走，离校他往，相对而言，即减小了不少革命力量的损失。据方氏后来在《报告总座本校一年来概况》中及在校纪念周等会上报告说：“军校清党共捕去四百余人。”以此考虑，若以被时人褒称为共产党大本营的黄埔军校，其时师生员工总人数即在二万人以上，而所捕人数仅占百分之二，说明在此三天内，离校出走的人数仍是较多的。
之后，军校成立了以国民党右派邓文仪、胡靖安、陈超、乔家才等为核心的清党委员会，在校继续“清党”，胡作非为，弄得校无宁日。胡、乔等人更肆无忌惮地在校组织“倒方集团”，他们将方氏在“清党”前交由军校经理处办理的“准假支薪、自由离校”的三条办法，在经理处抄录下来，列为方氏包庇、私放共产党、破坏“清党”的铁证，并还在《黄埔日刊》上对方氏进行抵毁攻击。即如军校其时成立的“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竟然也将身为代校长兼教育长的方鼎英排除在外，将方氏在党务、政治、“清党”等事务上完全架空，充分显示了邓、胡等右派反动势力对方氏的疑虑与敌意。他们更在六月十日的校特别党部第二届执监委员第一次联系会议上，由邓文仪主持会议，即就“临时提案”作出决议：“叶维同志提议：本校方教育长在清党之际，给资放走CP首领熊雄等多人，应如何核办。本案经邢国福、林英、乔家才、沈重宇、刘凤龙、雷向源等先后附议，证明事实，有讨论之必要。议决：先行整理记录，由常务委员会起草，交第二次执监联席会议众决，去函质问方鼎英同志，同时搜集证据，听候答覆，再行呈请中央清党委员会核办&hellip;&hellip;”是极欲在政治名位上置方氏于垮台而后快的。（详见原《黄埔日刊》民国十六年六月十五日第二页之“本校新闻”览本校特别党部第二届执监委员第一次联席会议录）。处此困境下，方氏自感举步维艰，无法继续校务，遂多次向蒋氏电函提出辞职，更赴南京当面向蒋介石面辞，都被蒋氏慰留，但说：“对学校任何问题，你回去照章办理可也。”方乃应允以办完第五期为限。
方氏在南京逗留之时，曾晤见谭延闿，得谭氏告知蒋介石对方氏独自执掌军校工作以来的肯定，曾有“伯雄之于黄埔，善莫大焉，功不可没”之语。方氏闻之，其心稍感宽慰。
方氏在宁期间，蒋氏并曾就军校迁址南京事宜征询方氏意见，更委请方氏为之拟定相关方案与条例，方氏即草拟《致南京军校筹备委员会意见书》,呈蒋参阅。此《意见书》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南迁时的基本决策与蓝图。
方氏自宁返校后，见胡靖安辈糟蹋青年，乱抓擅捕，横行霸道,以嫌疑冤枉关押的已不下数千人,弄得校内乌烟瘴气。方对此痛心疾首，即宣布以纪律对胡靖安等制裁，照章处办，使胡闻讯后即“敛迹潜逃”。之后，学校的歪风邪气，得以制止。
方氏在军校期间，曾经多次向蒋介石与谭延闿等坦诚表达过自己思想上实无党派存见的观点与态度，的确是无分“左右”与“国共”的。而方氏在黄埔“清党”的过程中，也仅是应付差事，并无特别与另外的过火行为。至于方氏后来在一些演讲和电文中，也曾有过一些有损于共产党人形象的言词，可能会因此而引起一些人的误解。而究其实质，则可以解读为是方氏在当时右派反动势力极为嚣张环境下的一种安全自保的违心托言和自救求安的无奈违心之举。毕竟方氏只是国民党员而非共产党人，我们如果设想，若能设身处地，换位思维，应该是昔时的旁观者与现今的历史研究者们，都能得以明智公正之心来对方氏予以理解和体谅的。
至是年九月，第五期毕业，第六期升学，第七期入伍，其他各专业班亦部署妥当。然后，方氏辞去在军校的本兼各职。方离开黄埔后，即被委任为新编十三军军长，又重新开始了他的军旅征战生涯。
之后，方氏领军参加蒋氏领导的二次北伐，历任军长、集团军总指挥等职，战功卓著。北伐成功后，因不满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后于1929年末脱离蒋氏政权，时年41岁。
方氏后寓居上海，组织“革命同志会”与“抗日会”，开展抗日救国民主活动，曾配合“福建事变”到湖南策划、组建“湖南抗日政府”的工作，失败后遭当局通缉。
方氏曾被其时军政人士公认为是“黄埔系”中名望和影响仅次于蒋介石、周恩来等的少数人物之一，并一直深受朝野黄埔师生的敬重与爱戴，被誉为“黄埔尊师”。解放初期，方氏曾被周恩来赞誉为“是一个真正的爱国民主人士” 。
结束语
黄埔军校在我国军事教育史上独领风骚，以其辉煌的业绩，开创了中国近代军政教育的先河，是国共两党将帅的摇篮，为我国培养了许多叱咤风云、影响和左右中国乃至世界逾半个世纪历史的军政人才，被誉名为东方的西点军校，成为当时与美国的西点军校、英国的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苏联的优芝艺军事学院并列的世界四大著名军事院校之一。她既顺应革命时代的需求而创建，更在推动革命历史进程的同时而得以发展、盛兴，而后来又在历史蜕变的状况下转趋衰落。方鼎英将军在黄埔军校任职近二年，经历了国共两党合作办校近三年的后半段，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长兼代校长。也是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贯彻“亲爱精城”校训，执行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教育长兼代校长。他与熊雄等共产党人坦诚合作，在蒋介石、周恩来、邓演达等国共著名领导人率师北伐，远离学校后，方氏仅以一人之身，以教育长兼代校长的身份，单挑重责，独挡一面地参与、主持和推进了黄埔军校的改革、规范与发展，使之达到全新、鼎盛时期，为之建树了卓越、不朽的历史功绩。他是我国最早系统、引进、规范、推广、发展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并将之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第一人，许多名振中外的国共两党的将帅人才都出自他的培训之手，他以其在军校执掌担当教务的极短暂却辉煌的两年，在中国及世界近代军政教育史上创建和铸就了巨大的成就与功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他军事教育家的思想、风范，他的伟绩丰功，和他的名字一起，必将永载中国与世界军事教育的史册。

本文作者自注：
（一）文中资料，均系参阅、依据、摘引方鼎英先生所撰《我的一生》、《我在军校的经历》、《黄埔军校“清党”回忆》和1927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的《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及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史料》正集、续集，与湖南新化文史第十辑《方鼎英将军史传》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逸民回忆》（李逸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少将衔，系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干事）
（二）本文撰写仓促，难免有遗漏和立论谬误之处，热诚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