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鼎英将军传略

方鼎英将军传略

      方鼎英，字伯雄，号同春（1888.4.7~1976.6.1）湖南省新化县圳上镇人。方氏出身于偏远山区一书香人家，4岁丧父，靠其母含辛茹苦抚养长大。方氏少怀奇志聪明勤奋。12岁时，曾只身两日两夜步行近400华里赴长沙考读，后入明德学堂与省实业学堂学习。1904年，方氏16岁，由实业学堂选送，考取公费赴日留学，初入巢鸭宏文学院学习日语，后迁神田新化同乡会，与担任《民报》编辑的著名民主革命家陈天华同住，即由其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其时同盟会中最年青的会员之一，并晋见了孙中山先生。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因见日本报刊登载诬侮“清国留学生良莠不齐，应请清政府加以取缔”的文章，因而愤极，写了万余字的《绝命书》后，即蹈东海而死，以激励同胞立志奋进，此壮烈殉国之举，在留日学生中激起了“取缔”风潮。受此事件影响，方氏乃决心改习军事，欲望回国后能以武力谋覆清政。方氏初入振武学堂，毕业后即入伍日本野战炮兵第十六联队为士官候补生，后循序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1910年参加了同盟会的“求知社”，与蔡锷、唐继尧、宋教仁、张耀曾、曾继梧、石陶钧、皆为该社成员，主张回国后发动兵变，开展革命活动。
       1911年春，方氏留日七年后回国，被分配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总队任炮兵教官，其以高深宽广的学识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其编辑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在强调提高战争中炮战特殊威慑力与杀伤力的基础上，又率先提出必须倾力研制提高炮火远程射击与提升其制导与命中的问题，是我国最早提出研发类似现代导弹技术的先行者。这有当时的军事界，是少有的重视先进军械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的人士，展现了其军事才能和知识的渊博，深受学校师生和后任校长、著名军事家蒋百里的好评。方氏以其年轻与才智，即已被蒋氏誉为当时中国三个半军事家中的半个（时人誉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为“士官三杰”，蒋氏慧眼识材，另增方氏为半个），并被传为佳话。
是年秋，辛亥革命爆发，方氏约同原士官学校同学三十余人，南下武汉，加入起义军。方氏则投入到以曾继梧为司令的起义军炮兵司令部工作，参加了攻取汉阳的战斗。方氏发挥其特长的炮战技术与指挥能力，亲临阵地组织指挥炮战，弹无虚发，力挽危局，在阻击北来之敌，保卫武汉的战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得战时总司令官黄兴与炮兵司令曾继梧的赏识与赞誉。
武昌起义后，湖南都督谭延闿委曾继梧为岳阳镇守使兼第三师师长，方氏被邀同赴任，并特任为参谋处长兼教练科长。1914年，南北统一后，方氏因不满湖南军政腐败的情况，愤而辞职，乃赴北京供职于陆、参两部任中校一等科员，负责编纂陆军炮兵操典及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书，用部令颁行全国；并潜心著述，译有军事学著作多种。
其间，袁世凯欲谋复辟帝制，羁留蔡锷于北京，委蔡氏督办经界局。蔡氏则暗自密谋倒袁护国，特遣石陶钧赴美国与黄兴密商，其往来缄件，皆由方鼎英亲手转递。后蔡锷更经与时任经界局评议委员的新化人曾继梧、曾锟化及方氏等密谋，暗助蔡锷潜离北京，取道天津至日本，辗转返回云南，组织护国军反袁，并在全国掀起倒袁护国浪潮，致使袁世凯倒台殁命。
     1917年，方氏再度赴日留学，入陆军炮工学校普通科、高等科各1年，及千叶野战炮兵射击学校1年，后又入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研究1年，先后共4年。方氏前后两次留日学习军事共计11年，遍读日本多所高级军校，其学习军事的学历与军事学识、才能，实为当时军界所罕有。
    1921年，经湘督赵恒惕等留日同学电邀回湘，任湘军第一师参谋长。同年援鄂之役，方任援鄂总指挥部参谋长，驱王占元于武昌时，吴佩孚倾师迎战，几至全军覆殁。湘军之作战方略，皆方氏亲手擘划。后赵恒惕降靠吴佩孚，藉名联省自治，稗政百出，方氏以为耻，乃谋南适广州，并在赴日本观看日军秋操后返回时，在上海会晤谭延闿，劝其追随孙中山革命。适孙先生正在沪上，晋见了孙先生，谭氏自此全心投身于广东革命阵营。1923年，孙中山命谭延闿入湘讨赵，谭氏将湘军第一军代军长职委方氏代理，方氏受命赴衡阳晤谭氏后，即挥师长沙驱赵，赵氏仓惶逃奔醴陵。方氏以代军长入长沙城维持秩序，是为“九一政变”，方氏并代主湘政两周。之后，赵请来吴佩孚援军组织反攻，方氏领军退守湘江西岸，相持三十余日，几经激战，方氏屡屡亲自发炮挽回危局。方氏后来率军退近衡阳，与谭延闿靠拢。适陈逆（炯明）围攻广州，势甚危殆，孙中山急调谭延闿湘军回援，方氏遂率所部随行。方氏兼程前进，入粤境后即连敌赣军各部，复旋师北破南雄、始兴方本仁部，几经艰难，终获全胜，更收编赣军高凤桂旅，广州得以转危为安。孙总理嘉方氏之功，慰劳有加，并亲赐佩刀、手提机关枪等，以示优异。1923年，任广州大元帅府讨贼湘军第一军代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其后，率领所部湘军参与广东东征北伐各役，方氏每战必亲躬之，功名卓著，一时有名将之目。
       1924年春，方氏在参加东征时竟染重病，至卧床不起。同年秋，孙中山任谭氏为北伐军总司令，率领湘、滇、粤、陕、闽、豫各军，取道江西北进。方因病未及随征。后闻湘军深入吉安，被敌反攻溃败，才扶病赶赴前方，主谋协助谭氏在南雄收编整理，将机构臃肿的湘军四个军整编为七个团和一个讲武堂，编余军官统归讲武堂收训，谭、方分任正、副总监，方氏兼任教育长，如此才又重整了湘军军威。
是年冬，宋鹤庚率湘军第一军进驻湖南汝城，竟遭滇军与赵恒惕夹击，处境危困，方鼎英为了带回这支部队，乃向广州革命政府大本营参谋长方声涛建议：以大本营名义，和赵恒惕密约，允许方氏的部队从湘借道，会同湘西的蔡钜猷部、川军熊克武部，组成北伐先遣军，东下湖北，与国民军第二军岳维峻部相约会师武汉。方声涛同意后即以大本营名义，任方鼎英为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方抱病率领卫队营驰赴汝城后，向宋部宣布了大本营的命令，但却遭到了赵恒惕的阻挠与破坏，竟予沿途阻击，至使事败流产。方氏几经周折，在长沙得承曾继梧的帮助，才得以转返武汉家中休养。
黄埔军校创建之初，孙中山曾考虑请方氏帮办教务，并派廖仲恺到谭延闿处接洽，因方在湘军军务缠身，遂被谭氏径行婉拒。1925年8月，方氏被谭延闿电召返穗，告以蒋介石慕方氏之名，极为赏识，曾数度来谭处商请，欲邀方氏去帮办黄埔军校。后方氏又经蒋多次盛情邀请，才同意此事。方氏入黄埔，始被聘任为入伍生部中将部长（其时邓演达仅为少将教育长），不久即改任为军校教育长。尽管校务繁忙，方仍遵从孙中山的遗嘱，矢志北伐，其曾呈交军委会以《条陈军事委员会为克期北伐以重时机事》的呈文，在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内部为是否即时北伐争议纷纭，难成定论的情况下，极大地支持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主战派的意见，为促成军委统一北伐决心，促进北伐的进行，以及其后进军的胜利，提供了重大战略建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一篇影响当时军政走向的重要历史文献。
       1926年7月，蒋介石率师北伐，方氏几经要求重返湘军参战，均被蒋坚留不许，谓“黄埔军校乃本党命脉所在，今大军北伐，本党的命脉完全交给你了。何遽言辞呢？只要你带好学生，还怕无兵带，没仗打吗？”并加委方氏为代校长职务，对校务代折、代行。蒋出师北伐前，更到校召集全校员生在大操场训话，坦诚告诫学生，必须“遵守校训‘亲爱精诚’，好好服从方教育长的领导，”并说：“方教育对我校长来说是前辈（指蒋为留日士官学校第十期，方为第八期），我校长都把他作为先生一样看待，方教育长不独是你们的老师，也就是我校长的老师”。词语间极表尊崇示好之意。其后，军校四期、五期毕业，均急送北伐前线参战；方氏更为前线选送与短训各类急需人才和军需物资等；方氏虽身在黄埔，内心却时刻牵挂北伐战争，又常与蒋介石缄电往来，为之提供战略决策与意见，为支持北伐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实为北伐战争的幕后英雄。
方氏在主持军校校务期间，极力主张必须统一全国军事教育于中央（黄埔）军校，以此来力避各军自办讲武堂，而发生私立山头、各自为政的局面。方氏更为军校延揽优秀教师人才，以求提高对学生的教学质量；方氏最早系统率先提出先进军事科学技术发展的理念，力主崇尚先进军事科技，重视引进与推行先进军事科学技术，施行兵器及军事通讯的变革与发明，且自兼军校兵器研究处处长。同时引进与编纂各种先进军事科技教材；对于一些关键教材，他更亲自动手选辑与校译；并将军校学制从一、二期时的半年增长至一年半，结束了原有短训班式的教育；在办学方针上，方氏主张速成与深造兼顾，军事与政治并重，启发式与锻炼式并行，知行结合的教学方法。在其治下更将校规校制正规化，尤其着重于强化黄埔军人的作风纪律、忠勇精神、意志道德品质等军魂的培养与教育，要求黄埔军人必须优异于其他军人的素质。
方氏以教育的革命来施行革命的教育，特立独行，而又科学合理地着力于军校的改革、建设、振兴与发展。他呕心沥血，惮精竭力，直至咯血声哑，重病难起，却仍舍己求成，坚守工作。在他的精心领导与经营下，军校得以扩大完善。在其任内，已由士兵教育起，至预备军官教育，初级军官教育、及军事专科和高级参谋教育，无不完善。自一、二期起，“前仅步兵一科，现步、骑、炮、工、辎及军事专科无不设立。前仅五百学生，现已达到二万余人。经济一项，由三万余元加至五十多万元，已加至十多倍以上。人数则扩充到四十倍以上。“其担负工作之部队，由本校教导团一团起，遍及于三十余军的革命军，及十余军的西北军；凡中国之二十二行省，几无不有本校学生之足迹”。“于此最短时间而能得此伟大的效果，已大博国人及世界之惊叹！”此外，即是武汉分校与长沙分校的开办，以及其后黄埔本校迁校南京的决策与筹划，都是在方氏的建议与设计、规划之下进行的。在黄埔军校的功成业就里，无不渗透着方氏的智能与心血。蒋介石曾向谭延闿赞誉方氏说：“伯雄之于黄埔，善莫大焉，功不可没。”
方鼎英在黄埔军校任职近两年，经历了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后半段，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教育长兼代校长，是在蒋介石率师北伐后身兼双职、独立主持校务的教育长兼代校长，也是坚持孙中山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贯彻“亲爱精诚”校训，执行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教育长兼代校长。在此时期，军校得以扩充发展，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校的黄金时期，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之后谱写与左右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历史的将帅人才，使黄埔军校成为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齐名的世界四大军事院校之一。也奠定了方氏名列我国近代著名军事教育家的基础。做为其时公认的“黄埔尊师”，学生们都说他是“一位和气慈祥的忠厚长者”、“具有渊博的军事知识”、“是纯军事家。”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更曾评述方氏计划作战与蒋介石的作风不同，说蒋氏遇重大决策之前，必关起门来，独运神思，考虑三天始成熟；而方氏“则对敌我友情，集思广益地尽情讨论，一经决定，便对照地图执笔疾书，倚马可待。可谓运用之妙各有千秋矣！”之后，方氏并成为当时社会与国民党军政界中公认的，“黄埔系”中声望影响仅次于蒋介石、周恩来之后的少数人物之一。
        方氏在军校时期的讲话、演说、缄电、文著等，被军校政治部编印为《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出版，全书分为论说、演说训词、纪念周报告、缄电杂件等四大类，共158篇，546页，约35万字。全书文句流畅、论述精辟，可谓真知灼见，高瞻远瞩，真实地记录了方氏在军校主持校务期间的思想、理念与作为、成就，堪为传世之作。也是研究黄埔军校政治军事教育历史，以及方氏本人军事政治思想等教育理念，及其此段历史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献。尤如黄埔军校的理念精神、校规校制，虽历经近百年，仍可供今人借鉴。
       1926年，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日深，蒋氏更开始向“右”急转。3月20日，蒋氏藉口中山舰没有得到他的命令而开来黄埔，是欲图谋不轨，乃扣押舰长李之龙，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地，广州戒严，人心惶惶，是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则痛斥蒋氏不经身为党代表的汪氏副署即擅自调动军队，是造反行为，要求二、三、四、五军讨伐蒋氏的第一军。方氏因不知蒋之所在，乃至第二军（湘军）军部去问谭延闿，适逢谭氏与二军将领开会后准备出发，应汪氏要求，联络三、四、五军出兵伐蒋。方氏唔谭后，谭氏即说“介石发疯”，方氏乃申述说：“五个军皆为革命阵容内的兄弟，若一人发疯，其他兄弟应予关心治疗，才是应尽之道；疯子虽已动手，兄弟联合打他，其结果一是两败俱伤，同归于尽；一是相持不下，自行僵化，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我们应以团结大局为重，联络各军与蒋氏理论解决。”经谭氏采纳方氏的意见后，化解了革命阵营中的一场内战，尤也化解了蒋介石的一场危机，更使历史得以朝着后来的演绎轨迹进展。
方氏在军校一心办校，其对军校师生，从无政治偏见，“只求在我国民党内工作，无背先总理之遗训”；“对于党派，素无偏倚。”对校内的学潮与派系斗争，本是不分左右，公正持平，一视同仁的。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广州由蒋氏责令后方留守处主任李济深于“四·一五”进行“清党”。在李邀召方氏责令军校清理共产党时，方氏出于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和对革命青年的爱护，提出并争得李的同意，“给以三天时间，由军校自行清理；允许师生员工请假支薪，自由离校”的办法，实则是“不清自清”的“和平清党”的办法。至使军校的“清党”，到“四·一八”才始进行，比广州市内的“清党”晚了三天。在此三天之内，大批共党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和进步青年，得以闻风出走，安全离校，保护和挽救了大批革命力量。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就是此时离校出走，但以后在南京又遭蒋介石暗杀；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则经方氏派校艇送走后，竟又被李济深等人违约布置监视黄埔的军舰于江中抓捕，并遭杀害。据后来报导，军校在“清党”中仍被逮捕400余人。与此同时，军校特别党部全体执委及共产党员百余人也于此时脱险被迫来鄂；入伍生第一团潜逃者98名、第二团潜逃者148名；至于校本部则出走者更多。方氏的这些举措，遭受到校内国民党极右势力如邓文仪、胡靖安等的极力诋毁与攻击，竟将身为教育长与代校长的方鼎英都排除在“清党检举审查委员会”之外，将方氏在政治、党务、“清党”事务上完全架空。更在校特别党部执监委员联系会议上作出决议：“本校方教育长在清党之际，给资放走CP首领熊雄等多人……，决议：先行整理记录……，再行呈请中央清党委员会核办。”方氏自感无法继续校务，乃决心辞职。即经蒋介石同意后去南京向蒋面辞，被蒋氏暂予慰留，商拟以办完第五期后再议。藉此并受蒋氏委请为之筹划、设计、起草了黄埔军校于年内整体迁校南京的方案。之后，即又返校继续主掌艰难的校务。
      1927年冬，适逢蒋介石在南京下野出国，方即被广东留守处主任李济深等趁机调离军校，调任新编第十三军军长，奉命  由广东北江进师湖南，方氏任中央军总指挥，率领粤军李福林、桂军黄绍雄、滇军范石生等部，讨伐唐生智。及唐氏下野，部队已无必北进作战，方氏乃屯军湘南的耒阳、东湖墟之线。其时，蒋氏忽自日本回到上海，发电探问方部行踪，并了解其政治态度。方氏即行回电：“如要复职，惟继续北伐，才有政治生命，吾当率部追随”。蒋复电“一到南京，即宣布北伐”。要方氏率部速返韶关，再转道赣浙，赶赴南京参加北伐。方氏即旋军至韶关时，发现范石生部朱德团在方部前方进行。方部返抵韶关，突接李济深电，告知已派参谋长张文携巨款来韶关劳军，并嘱方部随张回广州，意欲拉回这支部队。但方氏既已志在北伐，即命部队于次晨拂晓开拔向南雄北进，待张文到韶，方部已北走一日路程。仅其下属的许克强师不肯北上，后被张文留下，自此脱离建制，未能带走。李济深即乃通电方氏是共产军，要沿途堵截。在此期间，方部又一次与朱德团相遇，朱团在前，范石生部在后，方部居中。后来始知朱德团其时已经脱离范部，借方部掩护到湘南举行暴动去了。方部则向东北急进，经赣、浙入苏到南京，参加北伐。（二十多年后的1954年冬，方氏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朱德副主席曾亲自到北京饭店看望方氏，会晤时谈及此事，感谢方氏对革命有功，称赞方氏是中国军界前辈）。
之后，方氏率师转赴苏北，被蒋介石改任为第四十六军军长兼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参加二次北伐。北伐征程，方氏领军驰骋，麈战中原，多经战事，彰显其治军与征战的才干，常是每战必胜。济南惨案后，方氏被调充为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沿津浦路击破敌人，进出于德州、沧州地区。方氏督师数月，纪律严明，追剿有功，战绩卓著，威名远扬。至此，奉系张作霖战败退守关外，二次北伐胜利，宣告国家统一完成。
        当蒋介石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护守孙中山灵柩时，方氏即向蒋介石进言：“总理遗嘱，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今北伐完成……其次我们应该做的，便是打倒帝国主义者，取消不平等条约了。”又说：“诸帝国主义者中，对我们最凶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应做为我们的首要之敌。并建议“攘外以安内”之策，劝告蒋氏“今后不要再向国内用兵，以便积蓄力量对付帝国主义，首先是日帝……”，“必须对日本定一预备十年的军事计划”，认为“只要能以党政对内，绝对避免军事行动，有了十年的军事准备，日帝虽强，我敢包打。”蒋介石表面不予反对，实际上却布置白崇禧去打东北，致使又重行开启内战。
       1928年7月，国民政府召开编遣会议，缩减军队编制，方部被改编为第十师，方氏任师长，并兼江北剿匪司令之职。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方氏出任福建省主席的决定，方氏因顾及人事关系方面的考虑而坚持未予就任。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方氏率部转战赣、鄂间，以训练有素之师，所向披靡，屡建战功。期间，报纸又纷纷登载方氏将出任安徽省主席的消息，宋子文又约方氏谈话，均被方氏婉言谢绝，仍一心忙于战事军务。方氏为人处事的诚笃无私，淡泊权位之心，由此可见。讨桂战争结束，方部复员至蚌埠后，又被蒋任命为西征军第一路总指挥，参加蒋冯之战。方氏足智善谋，常发奇招，先围歼鲍刚的41军，又迫降阮玄武军，后更于临颍附近击破冯玉祥之主力宋哲元部，宋部败退潼关，方氏率领指挥部乘胜进驻洛阳，蒋冯之战告一段落。1929年12月，唐生智又在郑州宣布讨蒋，断绝了对方部的后勤接济，并密令悬赏5万元换取方氏的头颅。
       方氏看到这种杳无了期的内战混乱局势，面对蒋氏固执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内心万分痛苦。方氏极不满于内战连连，又因与蒋氏于此方面政见不合，乃决心退避三舍。在蒋氏又暗示方氏再赴前线作战时，方氏乃敬谢不敏，藉机避居上海，自此即脱离了蒋氏政权。时年四十二岁。是年，方氏又被蒋调任为军事参议院参议，而此时方氏已经决心不愿为蒋氏再参再议了。1936年，方氏被列入《中华民国名人传》（贾逸君著）一书，被做为民国著名年青军事将领而载入史册。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外执行不抵抗主义，丧失了东北四省，对内则内战频仍，互相残杀，更对中共苏区红军进行数次围剿，以“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自诩，反复用兵，民怨沸腾。1930年，方氏痛感国家民族危亡苦难，乃在上海组织“革命同志会”，联系主张抗日的人士，推动抗日斗争。同时，出版发行《晨曦》、《怒潮》、《民岩》等月刊，宣扬“内战是自杀政策”，“力反内战以抗日。”旋与徐谦、朱蕴山等合组“抗日会”，由徐氏与方氏分负政治、军事之责，朱氏则负责与中共及其他群众团体联系。李济深被蒋氏自汤山解除软禁后，方氏又专程邀请李氏担任“抗日会”的领导。邓演达被蒋暗杀牺牲后，许多蒋军内部旧好与黄埔学生，转而追随方氏开展抗日爱国活动。其间，方氏遭军统暗派特务卧底监视，图谋暗杀，被方氏发现后，才予作罢。1933年，方氏与李济深等参与了“福建事变”的谋划。“抗日会”商定李济深入赴福建，参与组织福建抗日人民政府的工作；推定方氏到湖南联系各地力量，夺取长沙，出武汉，与福建相互援应。方氏原已联系了几支湘西的部队，由于协调计划未及尽善周到，方氏刚到湘西靖县，即有一支小部队抢先发动，致使事件提前暴露，招致湖南当局何健的镇压，酿成失误，原拟组织成立的“湖南抗日政府”的计划流产。方氏亦被当局登载《中央日报》宣告通缉，并派遣便衣队图谋追杀方氏。与此同时，“福建抗日人民政府”的活动亦在蒋介石剿堵镇压下最终失败。方氏只好取道广西，辗转避居香港，自此，“抗日会”的活动中心也移至香港，但方氏仍秘密往来于上海等地，继续推进抗日活动。此后，蒋介石指令复兴社将方氏连同秦邦宪、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方鼎英、方振武、吉鸿昌、鲁迅、茅盾、田汉等共产党人、抗日爱国将领和爱国民主人士共53人，列为即欲暗杀的对象，方氏名列第30位。
       1933-1936年，抗日会改组为“抗日大同盟”。1936年7月，方氏获国民政府授予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10周年纪念勋章。西安事变时，方氏即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出“快邮代电”，建议：“盼慎重从事，劝蒋抗日。联系中共，力挽狂澜”。表达了其对事件的立场与态度。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方氏为实践其“抗日”宿愿，更曾亲自赶赴重庆，向蒋氏请缨，欲谋领军参与抗日。但蒋氏仅布置时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的李济深委任方氏为第九战区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方氏悉知蒋介石对己成见已深，不欲授与抗战军事实权，此举仅为应付舆论，若弄不好即难免自取其辱；且又不屑于第九战区党政委员会主任薛岳的擅权独断，听不进不同意见，故仅参加成立会议后，就未再予履职。却仍奔忙于在国民党军政界的故旧与学生中，做一些有利于抗日的战略建议与动员激励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方氏由于长期从事于反蒋民主活动，家庭经济亏空严重，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无奈之下，唯有将家人向乡下老家转移。他将上海的住宅变卖后，即在新化老家建设新居，举家迁入。又个人私费开办“大型中学”和“方氏鼎兴小学”各一所。更设想欲兼营一个小型农场，表示自己已“不再与闻政治”，以释蒋氏的猜疑。实际上方氏却在积极开展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反对蒋介石又重启内战的工作。方氏与在香港的李济深、章士钊等联系从事反内战活动与和平自救、迎接解放的工作。此时李氏因过去的反共历史而对中共存有疑虑，方氏即劝导李氏看清形势，打消顾虑，主动与中共联系，更劝李氏北走佳木斯，遥领迎解。并说自己因家庭拖累，无法北上。方氏并遵李氏嘱托，在湖南组织进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地下活动，方氏后又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吴成芳联络，一起商定与唐生智合作，由方氏负责湘西，唐氏负责湘南，湘中则共同负责的迎接湖南解放的工作；方氏又经委派方步蟾持信专程远赴河南信阳，与黄埔四期学生、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司令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等联系“迎解”工作事项，林彪即复信请方氏就近与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接洽，组织迎接湖南解放与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等工作。不久，四野战军司令部驻军汉口，方氏通过国民党军队的两道封锁线，前往武汉，向林彪等面告湖南“迎解”工作详情，受到林彪、陶铸、倪志亮等黄埔学生出身的“四野”高级将领都亲自到轮渡码头迎接的隆重欢迎。并被毛泽东、朱德签令聘任为第四野战军军事顾问。方氏曾派遣宋仁楚、陈载华等人联络策划国民党军宋希濂部和李文部起义未果，后又应肖劲光邀请，赶邵阳、湘西等地，参与招降收编国民党地方部队等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曾在接见南京和谈代表张治中、刘斐、（随行秘书陈树华）等人时说过，“方鼎英先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民主人士”。
        解放后，方氏历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参事室主任、司法厅厅长；湖南省第一、二、三届人代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湖南省委副主委、长沙市委主委等职。方氏在职期间，努力参政议政，竭诚希望祖国统一，并为此对台湾故旧做了大量工作，更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积极工作与建议，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方氏以其响亮的历史、“黄埔尊师”的名望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身分，而备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爱戴与尊重。
方氏一生以“正心诚意”、“临拙不巧”为立身根本。1976年6月1日，因脑溢血病逝于长沙，享年89岁，政府组织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81年，又协同其子女将遗骨归葬于新化圳上方氏祖山。青山绿绕，巍矗永存。常年均有亲人故旧、黄埔学友等登临祭奠，彰显其轶事英名，永垂千秋。（方定韬）

作者注释：
         一、文中资料，均系依据、摘引、参阅方鼎英先生撰写的《我的一生》、《我在军校的经历》、《黄埔军校“清党”回忆》和1927年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编印的《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及湖南新化文史第十三辑《方鼎英将军史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埔军校史料》正集、续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历代名人与娄底》、湖北辞书出版社《国民革命事典》、解放军出版社《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等。
        二、笔者为非专业文笔人士，文字水平欠佳，文中更难免有所遗漏及立论谬误之处，敬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