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工作法与预警公示制
龚正陆
记得小学课本上有这么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窗台上的花》，课文的主要内容
文章在这里至少有两点昭示了我们：第一，你要想种好花，必须把草拔掉；你要想种好庄稼，必须把草锄掉或者用除草剂把草除掉；你要想种好草，必须把其它杂物除掉；你要想为民造福，必须去掉各种私心杂念，并且与各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但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十来岁的小学生也会自觉地把草拔掉的。第二，应该看到，只要有适宜的土壤、气候、养料和水份，花草就会相伴而生，庄稼杂草就会结伴而存，草与其它生物就会生息与共。这决不能看成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所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就人类社会来说，从她产生的那一天起，主要地从原始社会后期私有财产出现以后开始，廉洁与腐败、民主与独裁、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的对立统一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腐败太多、专制太多、剥削太多、压迫太多，才导致了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帝王朝代的自取灭亡。
中国历史上的西周分封制初期，西汉的文景之治，汉武帝大一统，东汉的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代的永乐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当为历代开明君主统筹合理，协调有为的黄金时期，也与他们各自相处的特殊时期和各自的思想、理念及风格才能相及相联。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里才产生了指望有明君出现，有大救星降临来拯救自己的自卑观念。这种观念实际上与历代统治阶级御用文人的片面宣传及几千年封建专制形成的上智下愚的奴化思想密切相关。
当人类社会在进入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时刻，以孟德斯鸠、卢梭为代表的富有远见的思想理论家们，首先意识到了独裁与专制统治的历史弊端和严重缺限，也许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么一个真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若只为己，天诛地也灭。所以他们才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后来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上都是按照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以“羊吃人”为特征，充满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极不合理的社会。尽管他们打出了“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旗帜，但结果却只能是资产阶级之间的平等和民主，是残酷压迫和剥削全世界无产阶级、贫困的国家和地区的“博爱”和“自由”。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到处都充满着铜臭味、血腥味和火药味。
正是在以上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思格斯全面、科学而系统地研究了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的各种社会形态，终于发现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发展的历史规律，即人类社会以公有制开端的原始社会逐渐演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三种异化社会形态。当历史再发展到一定阶段，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复归，重新回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合理社会，那就是科学的高度发达的共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社会形态，必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从此，自巴黎公社以来，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向着以公有制为基础，使人人过着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的社会复归。
以上是从历史的、整体的、战略的角度来把握和认识人类社会不同时期的时代特征。回到具体生活中来，应该有这样一种认识，作为自然的人、动物的人，都应该是自私的。你不进取就会无以立足，无处安身。这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即自然的动物状态下的人的本质特征。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以后，原始人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出现了原始人群和村落，于是就出现了氏族公社，且完成了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历史性过渡。氏族公社是最初的人类社会组织，其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为“公共推举，首领让贤”的禅让制。此时的原始社会，由于还没有剩余产品的出现，所以也就谈不上私有制。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剩余产品之时，才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本来，这些剩余产品也是公共财产，但被那些私心膨胀的人窃为己有。于是就产生了阶级，出现了阶级斗争，才有了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形成了国家。所以列宁才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这三种把公有制异化为私有制的社会形态各有其历史进步性，但发展的最终结果，必定是复归还位给公有制为基础的合理社会即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人类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
人类社会自产生阶级，形成不同的国家和利益集团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一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上应该是“人不为我，天诛地灭”的绝顶残暴的统治思想）。“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实际上应该是“人为食死，鸟为食亡”，这是一种偷焕概念的欺世盗名之说）。“多党政治、三权分立（这是自私有制社会诞生以来最科学的理论学说，也是私有制社会的最高意识形态）。另一种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普遍联系、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的科学的辩证的人类价值观和社会理论观。这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观念，虽然各有千秋，但前者只能说是一种低级的、不科学的愚弄广大民众的错误理念，后者才能算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和美好的人生坐标。我们应该抛弃前者而追求后者，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应如此。
我们不能忘记，在党领导人民武装夺取政权以军事斗争为中心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于1929年12月为红四军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即《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提出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一系列原理原则。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对人民革命政府中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大原则问题。针对当时革命政府中工作人员有些同志“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工作态度和方法，毛泽东同志列举了当时的汀州市政府的同志在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情况。同时，他还列举了长冈乡和才溪乡两个模范乡的例子。就是在那样的年代里，毛泽东同志就人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群关系作了具有伟大战略远见的论述，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那篇讲话中深刻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136页）紧接着，毛泽东同志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残酷战争实际，站在人民战争的战略高度，强调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下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同上第139页）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党群关系原理作指导，我们才最终战胜了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取得了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才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同样不能忘记，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之际的1955年7月，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向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发出了对人民建设事业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忠告：“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从此以后，以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标志，我们的党和国家由新民主主义人民革命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的新时代。正象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付出种种代价才取得最后胜利一样，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已经付出了许多巨大的代价，并且还将付出许多巨大的代价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
1958年的大跃进之所以造成跃而不进，根本原因当然是由于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的最初阶段，全党上下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那时候，“大家头脑都发热”（邓小平语），都想在一个短时期内超英赶美。但基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把群众工作和科学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没有把亿万群众空前高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引导到与学习文化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轨道上来。这就导致了人民建设事业的第一次大起大落。十年文革，十年内乱。基本的原因也是出现在两条根本原理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同志偏离了自己提出的一贯的正确主张，首先把群众工作变成了一个接一个的连续不断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走向了群众工作极端化的错误。在相信党的问题上，由于产生了唯我马克思主义，唯他修正主义的不正确的心理，因而导致了对党内许多同志的错误斗争，使党内许多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冤屈，从而使林彪之流成为身边的定时炸弹，最终使国民经济也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到了内乱后期，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感觉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性方面，最终发出了“要安定团结”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呼吁。
我们更不能忘记，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胆略和气魄，坚决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点和做法，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面貌迅速出现了新的变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建设的新成就。但作为对长期左倾错误后遗症的一种反动，在随后的改革开放条件下，一股来自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不断地干扰和破坏着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尽管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过思想政治领域软弱涣散的状况，对自由化错误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由于当时一方面我们强调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本来面目，而在另一方面却忽略了同样应该恢复毛泽东同志群众第一、人民至上的政治路线的本来面目，以至在党群关系的根本原理上出现了另一种偏差。主要表现是“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党和国家的许多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到了基层，到了千百万群众中成为一纸空文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王正中事件为标志，表明人民内部之间彼此不信任、认钱不认人的非正常关系已经从经济文化界侵入到了理论学术界。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会出现离心离德的局面。《国民党为什么败在共产党手下》（《文萃》周报第451期第7版）那是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终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资产阶级的政府，所以虽然“蒋介石能自析败因，却无力挽回败局”啊！孙中山先生革命一生，痛感“唤起民众”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的新三民主义学说里，“扶助农工”是最基本的一项政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国家能力削弱的状况。从长远看，这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王绍光、胡鞍刚语，《中国青年报》1993.6.22第6版）王、胡二人提出“国家能力应予加强”，我以为他们在这里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国家的经济调控能力应当得到加强的问题。要想使国家的经济能力得到加强，我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条件就是党的政治能力应该首先得到加强。因为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政治能力削弱的状况越来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重要标志是党群关系在一些地方已经或正在现出冷漠和僵化的状态。党应该围绕经济中心工作，抓住人心的向背这一条，“得人心者得天下，治人心者治天下”，这是史训。所以，越是改革开放，就越应该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加强以身作则基础上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我们只是让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去做“花35万元吃一桌”，“用10万元买一只猫”，“20万元去买一条狗”（胡占风《反对拜金主义》所列事实），那只能表明我们党的共同富裕政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严重失误。国家政府应该抓住经济建设工作中宏观调控这一条。这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要想取得成功的主导因素和主要保证。全国各族人民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是我们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要想取得成功的主体因素和基本保证。
在过去的13年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施加的压力和制裁，面对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面对着亚洲金融风暴，面对着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显示出了一个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成熟的政党驾驭复杂局势的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卓越的领导才能。
在过去的13年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从解决温饱到总体实现小康；从香港回归到澳门回归；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成功申办奥运会、世博会；从万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诞生到“神舟”号飞船成功上天……显示出了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一天天崛起的强大力量，强我中华的梦想正在一天一天变为现实！
在过去的13年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面对新的世纪，新的千年，新的挫折，新的挑战，深深扎根于中国改革开放这块热土。经过多年思索，在紧紧把握世界大转折的趋势，吸取社会主义运动大曲折的教训，总结中国大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200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2001年7月1日，在庆祝建党8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使这一思想的内涵得到了全面阐述、丰富和完善。“三个代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党的建设与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方位地联系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了党的先进性的基础、灵魂和本质。这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实际，与时俱进，提出了和平建设时代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党的十七大全面总结和科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修改了党的章程，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写进党章，且把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载入了党的史册，显示了一个成熟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海纳百川的广阔胸襟和更加辉煌的发展前景。
根据党的十七大决议和十七大通过的党章，我以为我们全党上下可以形成这样的共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建设，只有依靠群众才能搞好建设。社会主义真正的建设力量是群众，是千千万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建设的群众。我们只有把现代科学技术与党的群众工作紧紧结合起来，才能使我们的人民建设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有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共同认识，有了这种思想观念和行动意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建设事业就有了成功的起点。事实上，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巴黎公社曾经在这条起点线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这条起点线上运动了七十余年。她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留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启示，主要的有以下三条：第一，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她是科学，是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对立统一、相互促进、彼此消长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都将长期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第二，社会主义具有巨大的优越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一种崭新的形态独立潮头，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与资本主义势均力敌的辉煌业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这是以往任何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伟大变革和历史进步。尽管社会主义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种种困难，遭受种种挫折，但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谁也不可违背的。第三，我们不能指望仅仅依靠一代伟人去拯救一个社会。一代又一代伟人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和独到的贡献，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客观事实。但一个社会要想长治久安，长盛不衰，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唯一可靠的应该是科学的理论和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最终都认定了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理论的科学性和极端重要性，并且依此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自私有制产生以最为科学和完备的社会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以工人、农民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体），在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起强大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以后，就应该坚定不移地逐步建立起还政于民、互相监督的全新的社会制度。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制度，有两大权力是永远不可缺少的，那就是领导权和监督权。在我国现阶段，领导权主要是指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主导权、纪律检查巡视权，各级人民政府的生产经营调控权和组织协调管理权，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检察司法权。监督权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工作人员的评议权、推荐权、选举权和罢免权，各级人民政协的参政权和监督评议权等。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品行和工作业绩，广大群众的心里自然有一杆评判功过是非的秤。“三权分立，互相制约”应该成为重要的参考。“两权统一，对等前行”应当成为我们的制度目标。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没有制约的制度是非常危险的制度，缺少有效监督的制度是会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制度。科学掌握领导权，彻底放开监督权，这应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建设高度政治文明的一项基本制度。我们的党有三条基本路线，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民至上、群众第一的政治路线，官民一致、德才兼备的组织路线。这三条基本路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我们的党有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我们的党要争当三个代表，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三个代表极其重要，富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牢记，更要身体力行。不管是三条基本路线也好，三大优良作风也好，也不管是争当三个代表也好，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好，都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唯一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党章和宪法，我建议党和国家尽快制定和颁布一部关于人民建设事业的基本法律即群众工作法或者叫做为人民服务法。我想：制定这样一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把党的三条基本路线、三大优良作风、三个根本代表用具体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主要内容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府的经济文化工作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起来。具体内容是围绕钱、财、物把各级党政机关的责、权、利确认下来。党应该是围绕钱、财、物做好思想政治建设工作，解决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政府应该围绕钱、财、物做好经济文化建设工作，解决一个“怎样做”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就在于围绕钱、财、物的运作和分配关系各有各的“小九九”，各有各的“小金库”。财政包干，权力下放，这都没有错，都行之有效。但包干以后，下放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吗？事情决非到此为止。实际上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担在了肩上：那就是监督。无数事实表明：缺少监督的包干，缺少监督的权力是会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一种体制。从我国历史上看，这种包干体制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当时虽然叫做“分封制”，但可以把它看作为一种类似包干的体制。这种体制因缺少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而导致了由盛而衰直至分崩离析而消亡的局面。我们应当吸取历史上一个又一个沉痛的教训。有人说：人走茶凉，人亡政息。这句话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并且是一晃就过的一半。我们应该加上更重要的一半，完整科学的认识应是：人走茶凉，茶杯长存；人亡政息，制度长存。本人以为：当前应着手把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决定实施的村（街）务公开、乡（镇）务公开、县（市）务公开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在实践（试点）的基础上最终制度化、法律化。暂且让我把这套呼之欲出的制度称作“二一一”工作制度，即两公开（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一交底（向广大群众交底），一监督（让广大群众公开监督），迅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民主政治的“二一一”制。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法令、预算、决算、国家的法律等项工作每年都定期或不定期的向全国人民公开亮相，省里也坚持这样做，到了省以下特别是县（市）、乡（镇）直至村组为什么就不能定期公开交底亮相呢？当然这里主要的还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了这样的工作制度，颁布了这样的工作法律，谁不这样做，谁就是违法，就应该当即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适当待遇问题，需要党和国家加以合理解决。有人提出高薪养廉，我觉得这样提是欠科学的，应该说不仅仅是高薪养廉，更重要的还是制度养廉。假如说，一个五万人口的乡镇，给你这个书记、乡镇长每月一万元的工资待遇。那么这一万元的工资就应该是供你全心全意为全镇人民服务的劳动报酬，除此以外就不应该再有任何非份之想。现在的情形是：机关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待遇较为偏低。我以为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以略高于社会中等收入阶层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宜。假如，一个书记、乡长给一万元一个月的工资，一个书记、县长给二万元一月的工资。党和人民给了你这种待遇，如果再有非份之图，那你就只好趁此依法辞职，退回非法所得或另作处理。我们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是预警公示制为基础，事后追惩制为抓手，或者说以预警为主追惩为辅。
试想：为什么会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广大群众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又起源于哪里呢？原来就在于钱、财、物。比如说乡镇一级，一方面，你在过去的一年里，到底收了多少地方税、国家税，上交了多少，开支了多少；你罚了哪些款，上交了多少，开支了多少，都必须如实向村组和广大群众公布。另一方面，国家划拔了多少钱、财、物，属于哪个方面的，是关于路政建设方面的，还是关于水利建设方面的等等，都必须如实向村、组和广大群众公布。你不交底不公布，广大群众就会产生怀疑，无形之中就会认为你私吞了、挪用了，甚至是贪污了。长此以往，彼此互不信任，还有何政治可言呢？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分流不是截留，分流是有序分配或者叫做有序再分配。截留或挪用即是私吞，应视为违法犯罪行为。至于一个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只要诚心相待，彼此信任，再加上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完全有理由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所以，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了这样的工作制度和法律，不管你怎样花言巧语，说的比唱的还怎样好听，只要用群众工作法或为人民服务法这把剪子一剪，任何人都可以裁剪下来。要投资，要建设，一定要听取专家的论证和建议，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一定要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一定要执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
要想保证政令畅通，必须保证钱、财、物的再分配渠道的畅通。分流是有序运作，正像树叶分枝一样。而随意截留或挪作他用的结果必然是不可救药的恶瘤。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从制度上来考虑根治这个顽症。要想保证民心顺畅，必须力戒三异，即异吃异住异环境。如果你要想真正成为人民比较满意的公仆，你所吃所住所生活的环境又长期与广大群众的吃、住、生活环境相异，那结果绝不可能出现舟水相依的局面。应该要记住鲁迅先生的真言：一个煤油大王无论如何是难以体会到捡煤油碴子的老太婆的艰辛的。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倡导三同，即与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历史上有过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的盛世佳传，我们的党和政府也采取过许多的措施和多种尝试包括上山下乡的大规模尝试，有成功，也有失误，更有许多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提高，去从制度上和法律上给予确定。如果拟定一部群众工作法或者为人民服务法，我想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不可缺少的。可不可以这么考虑：让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工作人员，轮流到县、乡、村、厂矿、车间去挂职三到五年，可以去当挂职县、乡、村书记、县长、乡长、村主任、村民组长直至普通村民，也可以去当挂职厂长、董事长、书记、车间主任、班组长直至普通工人。有了这样的制度，有了这样的法律，大家都可以跳出围墙，从高深大院走出去，真正与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做到三同。谁不这样做，谁就可以不去为官，就可以依法处理。这样，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非常有利。
一个清正无私的党，一个廉洁奉公的政府，这样的党和政府是没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办好的。建国初期，我们的国家百废待兴，可以说一贫如洗，但正是凭着清正廉洁才吸引了以钱学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海外学子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奉献才华。一个人，除了一定的物质生活需求，还有更重要的精神生活追求，这才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人。我有一位校友，在一个地级市当国税局长，我们学校作为农村乡镇一所九年一贯制的扶贫希望学校，想要把现在的泥土球场和田径场改建为一个水泥运动场，我就有意去请那位校友为母校帮点忙，那位校友只是说：“我们国税部门现在实行垂直领导负责制，我身为国税局长，现在也难以为自己的母校直接回报想法子了。”看起来，有了好的制度，好的法律作保证，那种凭私情、说感情、凭关系的事情，那种暗箱操作的事情就会随之走入正轨的新的康庄大道。我们的党和政府，既要“官官相护”，更要层层揭短啊！
在思想宣传教育方面，我们还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不包括党政机关以及公、检法等这些吃“皇粮”、拿财政工资的人员。凡是吃“皇粮”、拿财政工资的人员不存在先富后富之事项，只存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天职。这一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非常明确。第二，越是先富裕起来的人，就越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你的财富再多，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取的。所以就应该懂得获取于社会、回报于社会这种辩证关系。钱财对于一个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世几十年、上百年，追求的应该是和谐的人际关系，平淡的生活理念，真实的纯朴感情。有了这样的思想意识，再加上为民造福的制度和法律作保证，我们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民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够蒸蒸日上，常胜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