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方氏祖源新考
（2012年10月第二稿）
一、 引言
目前为止，笔者所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曾在新化生活的方姓人口，除始迁祖方震派衍的方姓群体外，还有： 1、《梅山文萃·论梅山文化之渊源》：“先秦时期，梅山…逐步出现了以…方等为主的民族群体…”，《宋史卷四百九十回·列传第二百五十三》：“梅山峒蛮…后有苏方者居之…”。（当时的“梅山”包括现在的新化地域）2、《新化县志》（九五版第158页）载：方姓 “始祖秉忠,浙江淳安县人,唐宣宗大中十三（859）年迁新化圳上。”（新化地名始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唐代与安化及二县周边的部分地区同属“梅山”）3、明永乐年间（1404年左右）明成祖敕谕伍开卫率“七十二户三百员”拔移新化这一史实是有多种文字记载的，其中有镇抚将军方来臣。4、历史上在新化任职的方姓官吏，新化县志载，新化建县至今，只有三位姓方的行政长官：A、方世仁，浙江钱塘人，清乾隆三十八年任新化知县(清乾隆三十九年迁邵阳知县,道光《宝庆府志》有传记)；B、方庭瑞，安微歙县人，清道光四年任新化知县；C、方直，湖南岳阳人，民国十八年任新化县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地名与方姓有关，如科头的 “方家坳”等， 很有可能过去曾有方姓人生活。以上说明历史上在新化居住生活的方姓人口虽有多支，但除震公裔外，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或口头传说说明其他方姓人有后裔留居新化，事实上目前在新化居住的除震公派衍的方氏外，没有其他的具有氏族规模的方姓群体。而震公裔也只有震公长子继宝公派衍的“圳上方氏”（包括大熊山和白溪东富等的部分村落，下同）目前属新化境内，震公次、三子国宝、金宝二公当时从唐家村迁出时，初居地白马庙仍属新化县境，而现在已分属隆回、邵阳县。因此本文的“新化方氏”是指始迁祖方震派衍的方氏，以继宝公派衍的“圳上方氏”为主体，包括国宝、金宝二公派衍的邵阳、隆回等地的方氏群体。然而新化方氏旧谱（本文中的“新化方氏族谱”指继宝公派衍的圳上方氏族谱，“旧谱”指圳上方氏一、二修谱）对于震公以上祖源，尤其是鼻祖方阜鸣上下几代情况的记载比较混乱，与正史资料记载的人物和史实存在诸多矛盾；谱记本身亦矛盾很多，不能自圆其说，历史真实性和可信度不高。这无疑是我新化方氏族人的一大遗憾。
清代名家邓显鹤公（湖南新化人，清代学者、文献编纂学家、教育家）编纂《宝庆府志》时断言：“各姓通谱无一可信”；新化苏氏五修谱主修苏幼申及其好友李抱一（原长沙《大公报》主笔）、谢玉芝（原邵阳图南书院院长、女作家谢冰莹之父）等老先生，亦于1933年对“湖南人来由”进行考辨时得出一个结论：“吾邑各姓族谱，多谓由江西吉安、泰和而来，特以旧为蛮地，辱为其民，故多改称来自元明之时。”“殆以蛮为祖先于宗有辱之故也”；更有新化苏氏二修谱主修苏成玉老先生，在“谱序”中叮嘱族人不要去追溯族源：“夫我族自渡江以前，荒远难稽，则付之不可知焉！”（以上见李新吾、李志勇《从“梅山苏氏”到“新化苏氏”》，原载2010年7月13 日《娄底日报》）由此可见，有如“新化苏氏”，似乎 “新化方氏”也是梅山土著苗裔，即上述《宋史》和《梅山文萃》所载之方姓后裔？新化方氏族谱也是在“开梅山”以后历代朝庭对苗裔“严刑峻法”而又“准苗从汉”的过程中，“学汉人的样子修族谱，拉汉人的历史名人凑族源”而形成的？但查邓公编纂的道光版《宝庆府志》，卷第三十七至卷第三十九“新化氏族表”中，记载了九十多个氏族（含不同地域、不同祖源的同姓氏族）的情况，却无方姓，或许新化方氏谱并不在邓公断言之列。而卷第九“疆里表”引用新化“万历县志”所载明洪武二十四年以后的“编户”情况中，石马一都（新编）有“方”姓，石马三都有“方文斌”（现圳上、山溪一带包括松、半山的部分地区在明代属石马三都、清康熙中析为石马一都，谱记“方文斌”系圳上方氏继祖慕派斌房始开祖）；卷第三十六邵阳氏族表中则有“田家湾方氏其先曰正卿新化县石马三都人顺治初迁府城东门内田家湾…”的记载（见岳麓书社出版影印本《道光宝庆府志》第二二五—二二六、第五五九页）。亦说明在明朝前、中期，“圳上方氏”已经存在。无论如何，作为族谱所记载的祖源人物和事略应当尽量与历史真实人物和史实相吻合。“真祖”也好、“假祖”（假借他族或旁族有名望之祖作为直系祖或者塑造一位“假人”作为过度祖，这是宋、明时期较为弱小的氏族或者因先辈未得“善终善名”而逃匿、外迁的氏族修谱时的常用手法）也罢，只要其在“史海”中存在哪怕是“一滴水珠”，族谱记载就不应与之相矛盾。因此，本文目的并不在于所谓“正本清源”，而是期望对相关正史文献、古籍资料和现代信息资源的研究考证，以新化方氏旧谱为基础，对新化方氏震公以上祖源作一个重新梳理，使其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
二、有关研考
1、关于鼻祖阜鸣公
新化方氏尊方阜鸣为鼻祖，新化二修（指圳上方氏慕派续修）谱载：鼻祖阜呜公，字子默，浙江严州府淳安县人，生于北宋雍熙三年（987），殁于庆历二年（1045），“身州签判谓破家灭县门刺史此衰世事古人惟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此段意思虽然含混不清，应属谱记经多次转抄、刊录并年久破损造成多处错漏所致。而五修谱称“迄今近千余岁，无从考据，想是阜鸣公身任州签判，寻迁刺史，适际兵燹而德政日盛时，百姓有‘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之颂也”，则更属臆断。据《八闽通志》载：“方阜鸣。字子默。莆田人。秉白之子。嘉定中由特奏名调泉州佥判，时真德秀（1178—1235年，南宋著名的朱子学者、政治家、理学家，时称“小朱子”， 官至户部尚书）为守，阜鸣尝言‘灭门刺史，破家县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击节叹赏。改镇南军佥判。阜鸣宿儒，而兢畏抑损特甚于他人，性清俭，居官秋毫不苟取。德秀每以其仕晚用小为恨云。”（见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修订本）·下》第1002页）。该书 人物志中所载兴化宋代“士行”类人物仅两位，一位是许抟，“宣和中在太学”，因秦棣犯学规，其兄秦桧为之说情，抟斥曰“事到堂上岂能容私！”，因此得罪重臣而被免官。另一位则是方阜鸣，以其“以人为本”的精典语录和“兢畏抑损”、“秋毫不苟取”的为官行操而成为“士行”类人物，可见方阜鸣是福建兴化、莆田一带的历史名人。
莆田（或称莆阳）一带的历史名人很多，许多名人《墓志铭》或因古墓或因作者著作集收录而保存至今。据《福建地区宋人墓志铭》载，“墓主：方阜鸣，籍贯：兴化军莆田，卒年：1228.12.8，葬年：1229.10，葬地：城西龟纹峰之阳，出处：刘克庄（1187年－1269年，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莆田城厢人。南宋著名的诗词家、文学家。嘉定二年即1209年以父荫入仕，任靖安主簿、真州录事，宝庆元年即1225年任建阳县知县，因写《落梅》诗得罪权贵，被废置十年。淳佑六年即1246年以“文名久著，史学尤精”，赐进士，历任枢密院编修、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其间因弹劾宰相史嵩之又先后五次贬官。著作有《后村别调》和《后村先生大全集》等）《后村集》”。（见互联网）为此，笔者于2012年7月15日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33号）查阅了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後村先生大全集·二》（影印本）和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後村先生大全集·第七册》（王蓉貴、向以鲜校點本），前者第1229—1330页和后者第三八0五—三八0七页均全文刊录了刘克庄撰写的《方子默墓志铭》，该文亦有上述《八闽通志》所载相同内容。《八闽通志》是由明代黄仲昭编著的福建第一部省志，于1489年刊行于世，现存于世的原本仅北京图书馆、湖南师大图书馆各藏一册。《八闽通志》编著时与方阜鸣的生活年代相差260年左右，关于方阜鸣事略记载的主要资料来源和依据应是刘克庄所撰之《方子默墓志铭》。据《方子默墓志铭》记，方阜鸣与刘克庄之父“同研习”，与刘克庄“受教四十余年情谊素笃”，可见刘克庄对方阜鸣的情况是耳闻目睹的。因此，刘克庄在《方子默墓志铭》中关于方阜鸣生平事迹的记载应该是真实可靠的。
根据《方子默墓志铭》的记载，方阜鸣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于绍定元年戊子（1228）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终于家，享寿72岁，次年十月与其妻“田安人”（先六年卒）合葬于莆田城西龟纹峰之阳；方阜鸣一生才学超人，政绩显赫，德行操守更负盛名；历任楚州盐城、泰州海安县吏、泉州佥判、镇南军佥判，“所至上官皆惊曰 ：‘平生闻方子默，尚在州县乎？’争荐之”，更有真德秀“每以仕晚用小为君恨焉。”故“铭曰：谓才学不足以发身兮，或英妙而奋飞；谓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华皓而栖迟。七秩非夭兮外郎非卑，其学山海兮所试发丝…”。可见当时的大文豪对于方阜鸣一生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更有方阜鸣的上述精典语录亦原文出自《方子默墓志铭》，经《八闽通志》等历史文献转载而流传至今。现代书籍《莆阳名人谱·莆阳名臣锦言录·爱民篇 》（阮其山著）亦予引用，并述评：“历史上，每当皇朝进入晚期，多为‘乱世’、‘衰世’，政失其序，民遭浩劫，‘破家’、‘灭门’者，历历在目。此刻，皇朝的日子亦不多了。民为邦本，政在得民，殃民祸国者必为民所唾弃，这是一条‘铁律’。方公指出，古人认为官员不过是平易近人（即恺悌）的谦谦君子，百姓的父母而己，恰似今所谓‘公仆’者也。”
以上资料载明的“方阜鸣”虽与新化谱记中的“鼻祖阜鸣公”的生活年代和籍贯相处甚远，但所记载的名、字、官职、德行尤其是流传至今的精典语录相同或相似；且《中华方氏全族统谱》（湖北孝感方氏方为民等主修，是目前海内外方氏最系统、最全面、最有权威性的谱书，鼎中华方氏全族之力、历时十年修成。以下简称《全族统谱》）亦有湖南新化和湖北孝感、孝昌、大梧、应山等地方氏鼻祖阜鸣公系“秉白之子”的说法，足以认定上述《八闽通志》、《方子默墓志铭》等资料所载之方阜鸣就是新化谱记的“鼻祖阜鸣公”，是南宋时期兴化、莆阳一带的名人。
附：刘克庄《方子默墓志铭》
淳熙庚戌，主司选补太学生，以“礼义廉耻谓四维”命题，莆田方君子默奏赋第一。自京师达岭海，操笔之士、髧髦之童，莫不诵习摹拟，望君如天人，声律遂擅天下。祭酒司业每以得君为荣，然礼部亦以失君为媿。嘉定戊辰，始用甲子乡举恩奉大对，擢冠第二等，辟楚州盐城尉，监泰州海安镇。所至上官皆惊曰：“平生闻方子默，尚在州县乎！”争荐之。佥书平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兼南外宗簿，复佥书镇南军节度判官厅公事。
君负场屋盛名，白首筮仕，勤民忧职，不以雅士胜流自居。盐城兵饥，制置使下令赈济，州议半粜，君乞全济。以檄行淮阴、宝应二县，初置局县市,君曰县户三万,市四千尔,析局为七,遐僻沾惠。为冢十余区以瘗暴骸。在泉，真公德秀为守，李君方子为僚，泉人贤真公，又贤二幕。君常言：“灭门刺史，破家县令，此衰世事，古人唯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真公击节。其宾主间议论风旨如此。在洪，秫价偶平，酒使献策，令秋输以秫代苗。君曰“秫贵秔贱，常也。今俾权输，后为永例矣。”滕公强恕矍然罢之。先是，官令城中盐肆各出镪易楮，盐侩魏彬请括责南昌新建口岸三十处盐肆如城中法。君曰：“口岸异城市，小贩非巨贾，镪将安出？”卒罢括责。始君改秩，以格不得入县，既佐二府，又以格不得入倅，故真公每以仕晚用小为君恨焉。
君号一世宿儒，而兢畏抑损特甚于他人，与童子言必诚必敬。性清俭，敝裘故褐终身不易，至居官则秋毫不苟取。将去海安，举例券九千缗归之有司，盐使吴囦叹伏。晚节倦游，两奉丛祠，积阶朝散郎，赐绯鱼袋。年七十二，绍定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终于家。
君讳阜鸣。曾祖伯通，擢进士第，为兵曹参军。祖于宝，献书释褐，终漳浦尉。父秉白，赠朝散大夫，所谓草堂先生者也。草堂当阜陵时，外台以孝廉荐。传家惟书数厨。君既仕，累俸金买祀田，事兄如父，拊侄如子。旬浃一会族党，勺羹杯饭，常剖而食。娶田安人，先六年卒，墓于城西龟纹峰之阳。子棫，太学生;次真孙,次淮孙。将以明年十月某日奉柩合葬，棫哭求铭。余先君子与君同研习，君于众儿中顾余独异。余为建阳令，废学久矣，君自江右归，方留钱十万市坊书。乌虖！余壮而惰，君老而勤，可愧也夫。然受教四十余年，情谊素笃，记河东之先友，传襄阳之耆旧，故后死者之责，不容辞也。铭曰：
谓才学不足以发身兮，或英妙而奋飞；谓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华皓而栖迟。七秩非夭兮外郎非卑，其学山海兮所试发丝。乌虖后人兮，征此埋辞。
【方邑于2012年7月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後村先生大全集·二》、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後村先生大全集·第七册》和《莆阳比事》（宋·李俊甫）等资料整理】
2、关于阜鸣公以上祖源
《方子默墓志铭》载：“君讳阜鸣。曾祖伯通，擢进士第，为兵曹参军。祖子宝，献书释褐，终漳浦尉。父秉白，赠朝散大夫，所谓草堂先生者也。草堂当阜陵时，外台以孝廉荐。传家惟书数厨。…子棫，太学生;”《八闽通志·卷之五十三·选 举·科 第·兴化府》：“…元丰二年己未（1079）…诸科…方伯通孝锡之从子（同一曾祖父的兄弟之子即五服内的侄子）…绍兴…二年壬子（1132）…特奏名…方安正伯通之子…嘉定元年戊辰（1208）…特奏名…方阜鸣见《人物志》…端平…二年乙未（1235）…方景楫阜鸣之子…方硕子阜鸣之从子。广州南海尉。”此处《方子默墓志铭》与《八闽通志》记载的情况亦是相吻合的。
《宋代莆阳书话·方氏藏书》（李晓花著）载：“富文翁（即方渐，莆田人，宋重和元年即1118年进士，历知梅、潮、南恩三州，累官至朝散大夫，所至以书自随, 积之至数千卷,以四壁为架，藏书三间，书室为“富文阁”，故名，子孙因而称富文方氏）侄于宝,家有‘三余斋’,聚书数万卷,绍兴十六年( 1146) 应诏进《风骚大全集》一百卷, 补迪功郎”，“于宝孙阜鸣, 字子默, 嘉定元年(1208) 进士, 积阶朝散郎,赐绯鱼袋，刘克庄任建阳县令，阜鸣自江右归, 方留钱千万布坊书（“江右”即江西，“自江右归”是指阜鸣祖从江西回福建莆阳时途经建阳县，“留钱千万布坊书”意为留下一大笔钱委托刘克庄购买建阳书坊的木刻本书籍，此时的方阜鸣己年近古稀—此段原文见《方子默墓志铭》，“校点本”根据“四库本”将“千万布坊书”改为“十万市坊书”）“阜鸣父秉白,字直甫,号草堂，与从弟秉俟隐居教授，孝宗朝监司以孝廉荐,不起，后以子阜鸣恩赠朝散大夫…”。《莆阳比事》（宋·李俊甫）卷六于“馆辟三馀”下注：方于宝家有三馀斋，聚书数万卷，绍兴十六年应诏进《风骚大全集》一百卷。（见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宛委别藏》第16页）《闽中理学渊源考·徵士方直甫先生秉白》：“方秉白字直甫莆人隐居教授林谦之方次云刘賔之复之诸名士皆其友也孝宗朝以孝亷荐不起…修莆阳志有草堂文集”。“绍熙志”即宋绍熙三年(1192年)所修的《莆田县志》：“主修…与修…方秉白…”。《莆田市志·卷四十四人物》（2001版）第二章人物表第三节文进士名表：方阜鸣，莆田县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镇南军佥判；方景楫，莆田县人，端平二年(1235)进士，福清（现为县级市，地处福建东部海边，属福州市代管）知县。《宋代福建私家藏书之勃兴》（方宝川、李晓花文，原载2010年5月17日《福建日报》第12版）：“宋代莆田私家藏书则以方氏为最…见诸文献记载的方氏藏书家…方于宝、方阜鸣、方秉白…”。现代网友“钢风磁”的“愽文”《宋代福建莆田方氏家族28对父子进士名单》（见互联网）：“方阜鸣—方栈，阜鸣，兴化人，嘉定元年（1208）特进士，朝议郎。子栈，端平二年（1235）进士，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市，南宋都城）通判。”以上资料记载的情况亦与《方子默墓志铭》的记载基本吻合，其中《莆阳比事》等资料说明《方子默墓志铭》中的“祖子宝”，应为“于宝”之误。因为“子”和“于”的字形相近，在转抄刊录的过程中难免有误，而且像“子默”公这样的文化名人，是绝不会以自己祖父名讳中的字为名字的。
上述《方子默墓志铭》、《八闽通志》和《宋代莆阳书话》等古籍和现代文献资料的记载，充分说明了方伯通—方于宝—方秉白—方阜鸣—方棫（栈、景辑）五代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情况。足见此五代祖在当时是具有相当名气的人物，与莆田方氏其他名人一样，“藏书”和“科第”系其发家、传家之根本；亦说明了方阜鸣祖籍在福建莆田，属莆田方氏。
甫田方氏不仅是当地巨族，而且在中华方氏的迁徙、发展史上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尤以两宋时期的“藏书”和“科举”著称：“莆田方氏科举盛况空前…两宋方氏有28对父子、26对兄弟中进士, 进士多达132人… 莆田历史上6大藏书楼中有3座是方氏所建的。宋朝方氏出名的藏书楼有：方氏望湖楼、白杜万卷楼（藏书五万卷以上, 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藏书楼）、方万一经堂、方渐富文阁、方于宝三余斋…由于科举盛况, 很多族人在外为官,后裔遂定居他乡异地…”（见互联网《百度百科·方》）。《莆田方氏三派聚序》（宋·方大琮）：“莆之方, 其派三， 吾长史一派, 自长官（歙人方廷范，唐昭宗大顺二年登进士，受赠金紫光禄大夫，百姓尊称为‘长官’，所生七个儿子中除七子仁杰外，其余六子均为朝中重臣，故称“六桂方氏”，唯仁杰后裔居多）始…”，“白杜一派, 其谱以为唐末名闳之后, 或传以为长官遗腹子…”，“方山一派拆为大松之凤坤, 为山屏, 为北石, 为伯俊…”，“ 龙井则自北石出, 其他更多皆唐长史（方叔达,隋唐之际即公元618年前后任闽州长史,后来就地落籍，成为方山派始祖）之后也。 三派之谱皆以紘为远祖…”。《宋代莆田方氏家族的婚姻》（简杏如著，原载1999年12月台北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载：“方氏为福建省兴化军莆田地区的巨族,主要分为三派,即长史,白 杜,方山。”“方山派, 为唐泉州刺史（一说为隋闵州长史）方叔达之后,居莆田之方山,后子孙分支居於城内外,仅龙井一支存有一些资料,是莆田三派中较弱的。”“龙井的方阜鸣,在中进士以前已享有文名,淳熙庚戌(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选补太学生, 以礼义廉耻谓四维命题,莆田即由他奏赋第一,天下之士诵习其文。”（《方子默墓志铭》：自京师达岭海，操笔之士、髧髦之童，莫不诵习摹拟，望君如天人，声律遂擅天下）而《莆田新闻网》（互联网http://www.ptxw.com/wenti/mscs/200808/4/23306_1.shtml）引用《侨乡时报》资料：方雷第101世裔孙淮，东汉时官闽，延之莆之泉，蔓之漳之崇福。子孙后裔散居闽浙粤，其后裔传至隋闽州长史叔达，初居莆田之方山，后散居莆仙各地，与当地六桂混为一族，难分你我。上述记载表明：新化方氏系福建莆田方氏方山派龙井支系，属唐代方叔达之后。而据《全族统谱》载：秉白系浙江淳安方氏一世祖昊（《全族统谱》载：昊公生于唐末，博学多才，以节义自高，五代吴越王聘召拜官，持峻行不屈，聚生徒授业于“贵精舍”，人称“静乐先生”）之次子鄯（公）下第九世裔。《全族统谱》中虽然没有关于方叔达的记载，可能因为“叔达”是字，而谱上记的是名。但从生活年代看，莆田方山派始祖方叔达生活于隋末唐初，而淳安方氏一世祖方昊则生活在唐末和“五代”时期，可以推定昊（公）是从莆田方山迁至淳安，而秉白（公）的先祖又从淳安迁回莆田并“归谱”方山派。因此新化方氏虽属莆田方山派龙井支系，但又出自浙江淳安方氏。
3、关于二世祖
上述资料对阜鸣祖之子方景楫、方栈有了明确记载。《全族统谱》亦载：阜鸣祖生二子,长景楫，后裔无传；次庆二郎，系湖南新化、湖北孝感、孝昌、大梧、应山等地方氏之直系二世祖。据《海峡都市报》2010年6月10日讯：福清发现“祈雨”摩崖题刻群，位于镜洋齐云山（镜洋镇下施村石子垒），“一处…为：淳祐辛亥三月十八日知县事方棫祷雨至此…通过考证，方棫是莆田人，字景楫，端平二年进士，淳祐年间在福清担任知县”。《福清市志·宋代县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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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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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莆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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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 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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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景楫，端平二年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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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闽通志·卷之三十七·秩 官·福清县》：方棫莆田人，“知福清县，爱人下士，尝新学校，创祭器，文章政事俱有可称。”（见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修订本）·下》第1069—1070页）《福州府志·卷之三十三·官职六·宋》(清乾隆版)：“方棫，莆田人，淳祐间任福清县知县事。”《互联网·百度空间》亦有：“南宋理宗年间进士1276人…21、方棫（1198—1257），端平二年进士，字景楫，莆田人，阜鸣子。年十六魁江东漕荐...（ “漕荐”指漕试，是宋贡举制度中的考试方式之一，即由各路转运司召集本路现任官吏或寓居官吏的随侍子弟和五服内亲戚举行考试，试法同州府解试，漕试合格即可赴省试）”。这里记载的“棫”和“栈”虽然不同音也不同义，但综合《方子默墓志铭》中“子棫，太学生…”；《宋代莆田方氏家族28对父子进士》中：“方阜鸣…子栈，端平二年进士”；《八闽通志·卷五十五·科第·兴化府》：进士名录“端平…二年乙未…方景楫阜鸣之子”；《莆田市志·卷四十四人物·第二章人物表第三节文进士名表》：“方景楫，莆田县人，端平二年进士，福清知县”等记载分析，这里的“方棫”就是“方栈”，与方景楫系同一人，“方栈”是“方棫”的又名或者是“误记”。因此，至少可以认定方棫（景楫）是新化方氏二世祖之一（按照过去的修谱惯例，直系祖的兄弟亦应尊为同派世祖）。
新化方氏谱载：二世祖庆二郎，字吉度，生于北宋景德四年丁未（1008）八月二十一日，鄱阳县丞，“民歌曰德政无双”，并有传记但未详其余。这里记载的情况与上述对方伯通—方于宝—方秉白—方阜鸣—方棫（栈、景辑）五代的考证情况除生活年代相去太远之外，其他情况亦不吻合。谱记疑问至少有三：一是宋代县丞是朝廷对中进士者最初封授的起码官职，一般先是进士或准进士第，即与景楫合为兄弟进士。而谱记中没有关于进士的记载,查宋代福建莆田方氏家族26对兄弟进士名录,亦无记载，父子进士中也只有“方阜鸣—方栈”的记载；二是县丞只是县令的辅佐官，相当于现在的“常务副县长”之类，而“民歌曰德政无双”，实有“盖主”之嫌；三是县丞也是官，为官者必有大名，当时的“名”和“字”不同，虽可选择使用但不可互相替代，而“庆二郎”应该只是家族内部或本地乡亲们称呼的“小号”，谱记中虽有“字”的记载，却无大名记载。如此疑问说明谱记存在错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且方棫（景楫）是有翔实资料记载的真实人物,系阜鸣祖之子，至少是新化方氏二世祖之一，而新化谱却无记载,《全族统谱》也记为“无传”,实在难以思议；况且《方子默墓志铭》也仅记有“子棫，太学生；次真孙,次淮孙。”并没有关于阜鸣祖还有第二个儿子的记载，亦说明棫（景楫）公有两个儿子，并非“无传”。可以肯定这里绝不是修谱者的疏忽造成的错漏，因为新化旧谱对于三世祖以下同派世祖各兄弟的记载都是详尽的，甚至五世祖包括“秉忠”等七堂兄弟的情况都有详尽记载，不可能独将非直系的二世祖忽略不记。
然而在目前没有更翔实的资料供考证的情况下，推断之无非三种可能：一是新化谱记的二世祖就是景楫公,“庆二郎”系其号,有如“方愈平（1128-1218,南宋抗金名将,御赐邝姓,尊其父为邝姓始祖）讳谆，号念十三郎。”因为景楫公任临安府通判之时正值兵荒马乱、南宋朝庭岌岌可危之际，很有可能未得“善终善名”。事实上在南宋末年政见、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派别林立和以后改朝换代的情况下，“善”的定义也是不一样的。如刘克庄这样的文学、理学和政治名家，一生中因拼击权贵先是被“废置十年”，后又五次“贬官”，其晚年却也“趋奉贾似道（1213—1275，南宋理宗时权臣，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德佑元年遭罢官并在贬逐途中被监送官擅杀），谀词谄语，连章累牍，为人所讥”。而从《方子默墓志铭》和刘克庄为景楫公写的两首挽诗中可以看出，刘克庄与阜鸣、景楫父子交往甚笃并有“托孤”之情，曾多次举荐景楫公入朝为官末果。然而作为刘克庄世交和南宋都城临安府通判的景楫公，难免与刘克庄晚年甚至贾似道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观念相同。因此后世修谱者以“假祖”饰之，谱记中的生卒年代和“字吉度”等亦为“假祖”所需而杜撰。二是景楫公确有一位叫“庆二郎，字吉度”的兄弟，景楫公及其儿孙“横遭不测”而“无后传”，而其弟则因为未仕而处于相对平稳安定的环境，得以延续本支方姓。三是后世修谱者以“假祖”方式将真实的“庆二郎”公“挂靠”到方阜鸣名下，“假借”阜鸣公为鼻祖。纵合上述对方伯通—方于宝—方秉白—方阜鸣—方棫（景辑）五代的考证情况和南宋末年的历史形势，尤其是《方子默墓志铭》记载的情况分析，上述第一种可能的可能性更大。且兄弟合一不致于“弃祖”（以“假祖”替代真祖，导致真祖在谱记中被抛弃，这是“假祖”原则所不能容忍的），亦更加符合“假祖”原则。因此不妨采取“存同去异”的方式，将二世祖定位为：方棫，又名栈，字景楫，号庆二郎，南宋端平二年（1235）进士，任福清知县。至于棫公任临安府通判，目前只有上述《宋代莆田方氏家族28对父子进士》中关于“方栈”的记载，资料不是十分可靠。但刘克庄《挽方粹景楫》（二）中的“屡荐于诸老…仅使直都厅”等句，似乎可以印证棫公确实担任过首都临安府通判。同时，新化谱记中的二世祖“庆二郎”任“鄱阳县丞”，目前亦无否定依据。
附：刘克庄《挽方粹景楫》二首
（一）
上世曾通好，君尊昔托孤。
初闻携一束，俄见赋三都。
皆谓终童隽，安知董相迂。
秃翁老无力，爱助尚区区。
（二）
屡荐于诸老，斯人可在庭。
不令客翘馆，仅使直都厅。
史漫存融表，坟犹待愈铭。
西风已萧瑟，哀铎更堪听。
4、关于三世祖
新化二修谱记：“第三派 念七郎 庆公长子（次子为念十郎，据《全族统谱》载，念十郎公后裔繁衍，发派为湖北孝昌、大梧、应山一带方氏）任东阳（现县级东阳市，地处浙江中部，属浙江金华市代管，宋元时期为县置，即东阳县）太守为政严猛郡境肃然宋仁宗八年庚午（1030）四月初六日生壬申（应为宋哲宗元佑七年之“壬申”，即1092年）年没葬蛇形山…配”，“戴氏 仁宗九年辛未（1031）五月初十日酉时生庚辰（应为宋哲宗元符三年之“庚辰”，即1100年）年十一月十七日午时终…生子二 逢辰 逢宿”。此处记载的情况与上述考证的各真实人物的情况明显矛盾，且其记载本身亦至少疑问有三：一是父为庆二郎、子为念七郎，且谱上没有名、字的记载，不符合世代官家的取名常理；二是宋元时期的东阳属县置，不是“郡境”，也不可能有“太守”官位；三是过去的“干支”年份一般只独立用于活人的“生辰八字”，而此处谱记单独使用“干支”年份记载念七郎、戴氏的终葬时间，又没有载明享年寿岁，显然不符合修谱惯例；且对念七郎只有终葬年份，并无具体的月、日、时记载，明显具有依据出生年份“推算”之嫌。按照上述对二世祖的生活年代考证，三世祖壮年为官之时应是元初，一般情况下元初的统治者是不会用一个汉人，尤其是前朝的世代官家子弟作为一方之军政长官的。且查《东阳市志》（电子版http://www.dongyang.gov.cn/dongyang/dysq/dysz/zqzx/lcxys/20200.shtml）卷二十五第一章第二节“首官”：记载了宋代县令共计99位，其中只有两位方姓，一是方元修，桐庐人，政和二年（1112）任东阳县令；另一位是方猷，天台人，嘉定九年（1217）任东阳县令。而按照新化谱记此时的“三世祖念七郎”公早己亡故，上述真实的“二世祖棫”公相对于前者尚未出生，相对后者也仅19岁，说明这二位方氏县令均不可能是新化方氏三世祖。同时记载了元代17位“监县”（蒙语为“达鲁花赤”，即监督县伊行使军政权力的掌印官）均为蒙古人，19位县伊中没有姓方的。因此，历史上不可能有一位“东阳”的军政长官是新化方氏的三世祖。
尽管新化谱记存在上述诸多矛盾和疑问，但其对于三世祖是念七郎、念十郎两兄弟的记载，似乎与《方子默墓志铭》中的“子棫，太学生；次真孙,次淮孙。”相吻合。则“念七郎”可能就是“次真”，“ 念十郎”是“次淮”，谱上只记其号而未记其名或字。从《方子默墓志铭》所记阜鸣祖只有一个儿子来看，如非上述关于二世祖的第三种推定成立，即“庆二郎”并非阜鸣祖之亲子，而新化方氏的先贤们修谱时，拉“名人凑祖源”，把真实的直系祖“庆二郎”公“挂靠”到阜鸣祖名下，尊方阜鸣为“假祖”。这样，念七郎、念十郎是“庆二郎”之子，次真、次淮是棫公之子。然而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理由其一：历史上方姓名人尤其是宋代莆田方氏的名人很多，为何独拉莆田方氏中最弱的一支“凑族源”？明显不符合“假祖”原则和目的；其二：据《全族统谱》载，新化方氏与湖北孝昌、应山、大梧、孝感等地多支方氏均出自“庆二郎”公，如果说新化方氏本系“梅山土著苗裔”，因此而尊阜鸣公为“假祖”，而湖北的方氏则与“梅山”无关，不可能因此原因把真实的“庆二郎”公“挂靠”到阜鸣祖名下，且目前尚未发现任何资料说明还有其他原因存在；其三：与新化方氏祖景诗公、震公迁湖广和新化的同一时期，即“江西填湖广”时期，尧一公亦从江西泰和迁湖北孝感，发派了孝感方氏。据《全族统谱》载，尧一公与震公系共曾祖的第四世堂兄弟，从而印证了新化方氏是从江西泰和迁来，并非“梅山土著苗裔”的事实，亦无必要在南宋时期即舍真祖而尊阜鸣公为“假祖”。
综上所述，可以将三世祖定位为：次真，号念七郎；次淮，号念十郎。
5、关于阜鸣祖下至震公脉络
新化方氏尊方震为始迁祖，谱记震公系阜鸣祖下第十二世。而《全族统谱》则载：阜鸣公系中华方氏始祖雷祖下125世秉白之子，震公为雷祖下第135世、阜鸣祖下第十世。这里新化族谱和《全族统谱》对阜鸣祖至震公的派数记载不同，新化族谱在三世祖念七和昌隆之间多了逢辰、秉忠二派，即念七之子逢辰（四世祖），逢辰之子秉忠（五世组），昌隆（六世祖）是秉忠之子、念七之曾孙。而在《全族统谱》中昌隆是念七之子，位列四世祖。《全族统谱》编纂者认为新化族谱错误，逢辰、秉忠二公并非新化方氏的直系祖，这是初修谱时强拉名人作祖宗即“假祖”所致。笔者亦同意此观点并考证如下：
A、据《宋史·本纪第四十三·理宗三》、《宋史·方逢辰传》和《淳安县志》等多种史籍资料记载：方逢辰（1221—1291），原名梦魁，号蛟峰，宋淳城郭高坊人，少年就读于淳安石峡书院（本是方逢辰父亲方鎔办的家塾，淳佑八年，石峡书院的黄锐得中榜眼，二年后方逢辰高中状元，再后来，何梦桂又得了第三名探花，且侄儿何景文也中进士，同时方逢辰之弟方逢振亦中进士，因此宋度宗御书门联“一门登两第，百里足三元”，石峡书院从此名声大振）,南宋淳佑年间（约1250）中进士第一，理宗亲授状元，赐字“逢辰”，历任知府、国史院编修、提刑、兵部侍郎、吏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与贾似道同朝为官，因“忤似道意,称疾乞归”，宋亡，元世祖召之，坚辞不赴，讲学于石峡书院等处。现浙江杭州千岛湖石峡书院景区前的塑像原型，即为斯公。而新化方氏旧谱载：第四派逢辰，生于宋庆历七年（1048）三月十六日，“举进士第一官吏部尚书因贾似道秉政乞归力诋似道误国杜门讲学称蛟峰先生”。这里记载的与上述正史资料记载的虽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其出生年月与贾似道相差170余年，则矛盾过大。鉴于此，五修谱将“贾似道”改为“王安石”：“…盖王安石时，如司马温公、韩魏公……同心远引。”而王安石是上了教科书的中国历史上改革名家，王安石掌权并“变法”始于熙宁三年（1070）任平章事（位同宰相），实际终于熙宁七年（1074）被罢去相位，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己无法推行“变法”，至熙宁九年再次罢相，从此“被贬”至其终。此时的 “司马温公”（司马光1019－1086）、“韩魏公”（韩琦1008—1075）固然壮年甚至老年,而按照新化谱记此时的逢辰公年仅21—26岁，不可能官至“吏部尚书”，更不可能“力诋”甚至“乞归”并从此而“讲学”，因此亦不能自圆其说。
B、作为南宋末年著名理学家、政治家的方逢辰，是上了《宋史》的真实人物；而作为宋代“莆田名臣”的方阜鸣，亦是有省志、府志、县志等多种史籍资料记载的真实人物。方氏旁系族谱如逢辰公亲自参与修纂的作为《全族统谱》编修主要依据的《汉歙丹阳谱》、《世编》等，亦对其祖源脉络有明确记载：方逢辰系浙江淳安方氏一世祖昊（公）之长子祁公下第十一世裔镕（公）之子，而方阜鸣则是一世祖昊（公）之次子鄯公下第九世裔秉白之子，虽然同出一源且阜呜祖比逢辰公高出两辈，但并非直系，逢辰公亦不是本支直系祖。
C、上述关于方逢辰和刘克庄均与贾似道同朝为官的史实，说明方逢辰和刘克庄属同时代人，而景楫公虽然先于刘克庄卒，但年龄小于刘克庄，因此方逢辰不可能是景楫公或其同胞兄弟的直系孙辈；且方逢振（字君玉，逢辰弟，景定三年即1262年进士第，官太府寺簿，宋亡退隐于家，元世祖诏为淮西北道按察佥事，辞不赴，聚徒讲学于石峡书院以终。学都称为：“山房先生”）诗作《贺蛟峰先生得孙》中，有“翁年六十九，大郎才得孙”句，说明方逢辰最大的孙子比其小69岁。而新化谱记中方逢辰的孙昌隆仅小于方逢辰50岁，说明新化方氏的直系祖昌隆公不可能是方逢辰的嫡孙，亦说明方逢辰不是本支直系祖。
D、据《全族统谱》等资料载：逢辰公生子三,长樑、次栋、三杰。而新化谱载：第五世秉忠，字国钦,逢辰公长子（次子秉信字国贞—乏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7）生,由浙江俨州府淳安县迁江西吉安府太和县鹅颈大坵圳上小地名窑前。这里记载的名字和生活年代明显不符,若真如新化谱记秉忠是阜鸣之玄孙的话,一般也不会用其天祖秉白中的“秉”字取名。而且谱记中秉忠的出生年月比真实的逢辰公大了156岁,比真实的阜呜祖大90岁,比谱记中的逢辰公仅小16岁多，比谱记中的阜鸣祖仅小80岁。因此,谱记中的“秉忠”不可能是真实的逢辰公的儿子或真实的阜鸣祖之玄孙,与谱记中的阜鸣祖、逢辰公亦在出生年份上不太合符当时的生育常理。因此“秉忠”亦不可能是新化方氏的直系祖。至于是否确有其人及其与本支祖源的关系,目前尚无资料考证。但据《新化县志》（九五版第158页）载：方姓 “始祖秉忠,浙江淳安县人,唐宣宗大中十三（859）年迁新化圳上。”对此，一般认为是根据新化方氏族谱作出的误记，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位叫方秉忠的外地人于唐代迁入新化（当时属“梅山”）这一事实的存在，而此“秉忠”是否彼“秉忠”，目前亦无资料考证。
E、以上关于阜鸣祖及其以上祖源的考证说明阜鸣公系福建莆田人,新化方氏应是从莆田迁江西再迁湖广至新化。而新化谱之所以将阜鸣祖记为浙江淳安人而在福建（泉州）为官,将“秉忠”记为从浙江淳安迁江西太和的始迁祖，可能是因其“玄孙”或其“父”方逢辰系淳安人,少时就读于、“乞归”后曾讲学于淳安石峡书院之故。实际上作为名门大户家长子的“秉忠”，一般不会舍当地 “名望”和祖茔而远迁外地，更何况新化谱记逄辰公只有两个儿子，而另一儿子秉信“无嗣”。此处记载不符合当时情理，结合上述关于方阜鸣、方逢辰等真实人物的考证情况，认定“方秉忠”为浙江迁江西太和始迁祖的依据明显不足。
此外，湖北孝感方氏的始迁祖尧一公与新化方氏的始迁祖震公系第四世堂兄弟，而孝感方氏谱并没有方逢辰、方秉忠系其直系祖的记载，则更加印证了上述考证。
6、关于阜鸣祖以下几代的生卒年月
上述史籍资料（不含谱记）中记载的元丰二年己未（1079）诸科：方伯通；方于宝“绍兴十六年( 1146) 应诏进《风骚大全集》一百卷”；方秉白绍熙三年(1192年) 与修“绍熙志”；方阜鸣生于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卒于绍定元年戊子（1228），嘉定元年（1208）特进士；方景楫生于庆元三年（1198），卒于宝佑四年（1257）。说明了此五代祖的生活年代是互相吻合的。而新化谱记阜鸣祖的生卒年代与上述真实人物的生活年代矛盾很大，且按新化谱记阜鸣祖至五世祖“秉忠”的出生仅相隔80年，平均每20年出生一代；而从六世祖昌隆至十世祖德位的出生则相距173年，平均每43年才出生一代。二者比较，亦不可思议。如果从前者请出逢辰、秉忠两代“假祖”，则平均每40年出生一代，与后者基本相当，但仍然是庆二（景楫）、念七、昌隆三代的出生年代早于真实的阜鸣祖的出生年代，且真实的阜鸣祖至德位（请出逢辰、秉忠二世后为阜鸣祖下第八世，谱记为南宋咸淳六年—1271年生）的出生年代只差114年，平均每16.3年出生一代，均不符合自然常理。唯谱记景诗公（谱记为德位之子，新化方氏之湖广始迁祖）生于元大德九年（1306），与真实的阜鸣祖出生年代相距149年，平均每18.6岁出生一代，似乎更接近或基本符合自然常规。综上所述，新化谱中关于鼻祖阜鸣以下至德位公的生卒年代记载，与上述考证的方伯通、方于宝、方秉白、方阜鸣、方棫（景楫）以及方逢辰、刘克庄等真实人物的生活年代矛盾甚大，而谱记本身又不能自圆其说，故新化谱记不是真实可靠的客观情况。在目前无法考证确凿的情况下，宜以“生卒不详”代之，待以后有条件时细考。
新化方氏族谱之最大的“失真”也就在于对各位列祖生卒年代的“误记”，究其原因至少有二：一是“假祖”所致。上述考证可以确认逢辰、秉忠二世“假祖”，是否还有其他“假祖”，尚无法考证。“假祖”的请入势必造成“真祖”们生活年代的混乱，后世修谱者要么“弃祖”，要么对“真祖”们的生活年代重新进行“编造”以适应“假祖”的需要。然而“弃祖”容易，重新“编造”则是有相当难度的，新化族谱对于“庆二”至昌隆连续五代都只有出生年、月、日、时的详尽记载，却无卒殁时间的详细记载，也许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二是新化族谱形成过程的特殊性所致。据五修谱载，新化方氏原本没有族谱，是材房裔文林公（1556—1601）于明代在江西为官时抄来。从孝感方氏的始迁祖尧一公与新化方氏的始迁祖震公虽系第四世堂兄弟，但各自族谱又不相同（新化谱多了蓬辰、秉忠二派）这一事实，说明尧一公、震公离开江西时是没有族谱的，文林公抄来的只能是震公离开江西后，留在江西的方姓后裔们于明代中期所修之谱。而新化方氏谱于清雍正三年（1725）一修，清道光十一年（1832）二修，即二修与一修相隔近百年，一修与震公始迁新化相距360年左右，与文林公抄谱时也相距约130年。文林公抄谱一事虽然在一、二修谱中未直接提及，但道光十一年慕派清、洪两房《方氏续修族谱》“纂辑”明岳（字毓灵、号雁峰）公所撰《谱叙》中有“我方氏谱修于前明者未及详…”；从敏、续明等公在《谱序》中多次提到“我族之谱自雍正三年重修…”；该谱“凡例”中亦有“自雷祖受姓衍至方叔而下阜鸣公以前世系既远难于核载姑从其略俟后之愽览者核实详载以备大观惟阜鸣公位下悉照旧谱编次未尝加损益…”。这里的“修于前明者”、“雍正三年重修”、“旧谱”等充分说明在雍正三年一修谱以前对于震公以上祖源是有族谱记载的，只是“未及详”，新化旧谱中关于阜鸣祖至震公的脉络记载均出自“未及详”的前明所修的江西“旧谱”。这不仅印证了“文林公抄谱”之说，而且更加印证了新化方氏系从江西迁来、并非“新化土著”，新化方氏谱源自江西、并非新化土著苗裔“强拉汉族名人凑祖源”而形成。那么文林公抄来的是正谱还是普通家乘？修于何年载至何代？真实性如何？又如何与震公对上谱？均无从考证；而130年的碾转保存造成的破损、时过境迁造成的理解歧义，则更不可估。虽然一修谱时请了当时的新化县正堂黄泽、新化县教谕潘士英等作序，应该说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一、二修谱均非圳上方氏全族统修。《方氏续修族谱》“总修”从贤公（字俊良，号濂泉，清房恭支下第六世，笔者之天祖）撰《谱叙》称“…于雍正年间嗣济两房合修家谱…爰议分修…以人心不一丁费难齐总理匪易…”；“纂辑”明岳公所撰《谱叙》称“雍正三年斌政玉聪清洪六房举修…嘉庆丙子岁…议合通族续修…弗果…”；“监修”续裘公（字捷元，号骥轩，当时已迁粤西西延大埠头，即现广西资源县城资源镇）所撰《谱叙》称“嘉庆年间…议修未果…道光已丑岁或云六房合修或云八房合修未有成说嗣以人众志纷合则难而分则易…嗣良公派先于山溪开雕…”。以上足以说明一修二修都不是“孟”、“慕”两派合修，加之当时信息条件的限制，亦不可能组织对以前的列祖列宗进行统一和详细的研究考证，难免造成错乱。这也是圳上方氏自“孟”、“慕”两派至“贻”字辈的派语五花八门、各成一体的根本原因。
三、参考结论
1、新化方氏祖源
新化方氏系福建莆田方氏方山派龙井支系，源自浙江淳安方氏一世祖昊（公）之次子方鄯。新化方氏系宋未元初之际从福建莆田迁江西太和，再于元未明初迁湖南新化。福建莆田方氏方山派常用姓联：“丹水家声大，方山世裔昌。”
远祖方伯通，福建莆田人，南宋元丰二年己未（1079）“诸科”，擢进士第，为兵曹参军。
太祖方于宝,伯通之子，宋代著名的福建莆田方氏藏书家之一,家有 “三余斋”,聚书数万卷,绍兴十六年( 1146) 应诏进《风骚大全集》一百卷, 补迪功郎。任漳浦县尉。
高祖方秉白,字直甫,号草堂，于宝公之子。隐居教授，系见诸文献记载的南宋莆田方氏藏书家之一，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与修“绍熙志”（莆田县志），所著“草堂集”收入“绍熙志”。赠朝散大夫。传家惟书数厨。
2、鼻祖至新化始迁祖世系
鼻祖：
阜鸣，字子默，福建莆田人，秉白公之子，生于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卒于绍定元年戊子（1228）十二月初八日，次年十月葬于莆田城西龟纹峰之阳。阜鸣祖少壮时以文著名,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选补太学生, 以“礼义廉耻谓四维”命题,莆田即由其奏赋第一,天下之士诵习其文。 初任楚州盐城、泰州海安县吏，才学超人却“不以雅士胜流自居”，“勤民忧职”而政绩显赫，所至上官皆惊曰：“平生闻方子默，尚在州县乎！”争荐之。嘉定元年（1208）特进士,以朝议郎调任泉州佥判，时真德秀为太守，阜鸣祖尝言“灭门刺史，破家县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击节叹赏。后改任镇南军佥判。阜鸣祖“宿儒，而兢畏抑损特甚于他人，性清俭，居官秋毫不苟取，德秀每以其仕晚用小为恨云。”阜鸣祖一生好书好友，是宋代著名的莆田方氏藏书家之一，与南宋著名的诗词家、文学家、政治家刘克庄系同乡世交，在刘克庄任建阳县令时，年近“古稀”的阜鸣祖尚倾其积蓄“留钱十万”，委托刘克庄购买建阳书坊的木刻本书籍。刘克庄为阜鸣祖著有《墓志铭》，收录于《后村集》卷三十七和《后村先生大全集》第一百四十八卷。铭曰：“谓才学不足以发身兮，或英妙而奋飞；谓科目果足以得士兮，或华皓而栖迟。七秩非夭兮外郎非卑，其学山海兮所试发丝。乌虖后人兮，征此埋辞。” 配田氏，生子棫。
二世祖：
棫（公）,又名栈，字景楫，号庆二郎，阜鸣祖之子，生于南宋庆元三年（1198），卒于南宋宝佑四年（1257），少年才盛，“年十六魁江东漕荐”，端平二年（1235）进士，与阜呜祖父子合为宋代福建莆田方氏家族28对父子进士之一。初任鄱阳县丞，理宗淳佑年间“知福清县，爱人下士，尝新学校，创祭器，文章政事俱有可称。”并亲临齐云山为民“祷雨”，留有“淳祐辛亥（1251）三月十八日知县事方棫祷雨至此”的摩崖题刻，至今尚存。后升任临安府（南宋都城）通判。配氏未详，生子二:次真、次淮。
三世祖：
次真，号念七郎，棫公长子，生卒末详。配戴氏，生子二：昌隆、昌盛。
次淮，号念十郎，棫公次子，生卒未详。后裔繁衍，发派湖北孝昌、大梧、应山等地方氏。
四世祖：
昌隆，字复兴，念七郎公长子，生卒未详。配李氏，生子曰韬。
昌盛，字茂芝，念七郎公次子，生卒未祥。配陶氏，生子曰兴，曰兴子学楚，字汉珍，卒于南京庐州府巢县知县任上，配陈氏,随任未归而亡,后裔无考。
五世祖：
曰韬，字文略，昌隆公之子，生卒末详。配廖氏，生子学圣、女一适下敖李正风。
六世祖：
学圣，字公昭，曰韬公之子，生卒未详。配游氏，生子彝麟。
七世祖：
彝麟，字又兆，学圣公之子，郡庠生，生卒末详。配冯氏，生子三：德位、德佳、德儒，女二：长适陶公茂、次适卢天元。
八世祖：
德位，字在公，彝麟公长子，生卒末详。配郭氏，生子四：景诗、景书、景礼、景乐。
德佳,字作山, 彝麟公次子，生卒配嗣不详。
德儒,字学山，彝麟公三子，生卒末详。配冯氏,生子景贤,景贤之子尧一,明洪武初年从江西泰和迁湖北孝感，后裔繁衍，派衍湖北孝感方氏,有后裔方为民等,鼎中华方、雷、邝一脉三姓全族之力,历时十年，主修成《中华方氏全族统谱》,功高盖世,享誉千秋。
九世祖:
景诗,字过庭,德位公长子,元大德九年乙巳（1305）闺六月二十五日卯时生,明洪武二十九年丙子（1396）三月十六日申时卒，享寿九十二岁。明洪武初年随子越湖广迁新化,系新化方氏湖广始迁祖，葬于新化大阳一都潘洋村（现新化县琅塘镇潘洋村）石子岭丁山癸向,现存墓茔碑记。配魏氏，大德十一年丁末（1307）九月二十二日辰时生,明洪武元年戊申（1368）三月初五日已时卒,寿六十二岁,生子四：霞、霖、云、震。
景书，德位公次子,生卒配嗣末详。
景礼,德位公三子,生卒配嗣末详。
景乐，德位公四子,生卒配嗣末详。
十世祖：
霞（公），景诗公长子，留居故土,生卒配嗣末详。
霖（公），景诗公次子，明洪武初年迁居湖广黄州黄皮县,生卒配氏末详。有后裔大和公下一支，现居湖南汉寿县毓德铺、南洋嘴、南大湖，安乡县安得乡西河村、芦林铺等地，新化方氏五修谱时归谱为继祖“和房”。
云（公），景诗公三子，迁居湖广荆州府安乡县,生卒配嗣末详。
震（公），景诗公四子，天历二年己巳（1329）四月初十日午时生，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1392）二月十八日寅时卒, 享年六十四岁，葬唐家村,现存墓茔碑记。震公原藉江西吉安府太和县早禾渡梅子坡窑前鹅公大坵圳上，至正九年（1349）入营，因军功封万户候，元明鼎革而隐居不仕，于明洪武初年（1370左右）偕父携子迁湖广宝庆府新化县大阳二都唐家村（现白溪镇河思彭家村），是为新化方氏始迁祖。配冯氏，至顺元年庚午（1330）十二月初八日丑时生，随子国宝迁高坪白马庙（现属隆回县），建文二年庚辰（1400）四月二十三日亥时卒，享年61岁，葬高坪龙奉山，现存墓茔碑记。生子三：继宝、国宝、金宝，女一适康茂材,当时随岳父同迁新化。
震（公）长子继宝，迁新化石马乡灵官庙前（现圳上镇文教村小地名五统庙），是为圳上方氏始迁祖，后裔繁衍，发派材、信、斌、政、玉、聪、清、洪、秀九大房（加上归谱的“和房”共十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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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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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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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富—友材：继祖孟派材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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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禄—友信：继祖孟派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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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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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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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斌：继祖慕派斌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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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继祖慕派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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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玉：继祖慕派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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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聪：继祖慕派聪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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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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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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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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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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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继祖慕派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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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洪：继祖慕派洪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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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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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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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祖慕派秀房
（秀、魁均乏嗣，由斌、政、玉、聪、清、洪六房公议顶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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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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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公次子国宝，迁高坪白马庙，后裔繁衍，分居隆回等地。
震公三子金宝，迁邵阳乌湖庙，后裔繁衍，分居邵阳等地。
（川上神仙）
